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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未知”的二十世纪

文 | 高波

每个人都联系于历史，又都以不止一种方式联系于历史。传主的人生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仅仅等待显现的作品，而是一个在其独特的人生历史中始终保持着多种解释可能的未完成的作品。因此，若要加以讲述，就不能将它仅仅当作他/她说与做的简单总和，必须找到隐藏在这一堆杂乱材料后的某个“一”。而不管是将人生描摹为一本摊开在时间中的书，还是一幅“一下”就全入眼中的画，都必须承认，存在着不止一种的写法与画法——在作者试图将传主的人生收拢为一个整体时，后者又会溢出这些有限的说与做，流散向另一种理解。而且，没有什么能保证这种收拢一定是可能的。

研究张东荪大概是实践这种历史观的一个尝试性的办法。他出生于1886年，逝世于1973年，跨越帝制到人民共和国，正好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一段时期。如同那一代的其他精英读书人，对当时发生的那些改变中国的事件，他并不是作为默不做声的旁观者，而是作为积极的评论者甚至是参与者促成或阻碍着这些变革；同时,在这段动荡而混乱的岁月中，他求学、工作、结婚并养育子女，顺利地展开着人生，并以一个崇尚理性的人的精神将其安排得充满了秩序感。他的相对高寿，使我们似乎可以按通常意义说他的人生是完成了的——早夭者的人生无法收拢为一个整体，因为它尚未展开，张东荪显然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但我们仍很容易设想将他的人生理解为另一种样貌的可能性。他在1912年拒绝参加国民党，后来被国民党以“学阀”的名义通缉；他在1949年选择与共产党合作，却又在1952年因一起内情复杂的“叛国案”被打倒并最终下狱。这使得他在海峡两岸的历史记忆中消失了大约三十年，并在重新被研究者与公众记起后仍继续影响着对他的理解。我们很难设想一个1949年之前的张东荪研究者的视野与态度，但是，可以合理设想的是，如果张东荪在那之前就去世的话，现在他的形象将大不相同。吊诡的是，对他自己来说，这是同一个人生，并且在同样的意义上是完成了或未完成的。

张东荪（1886-1973）

有一次,张东荪自己谈到历史理解的问题，承认“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句话“有一部分真理”，不过他立刻补充说：“但却决不是把以往的事实都变为现代正在当今的事实。不过我们必须把现代当作眼镜，而把‘古代’当作由眼镜而透过去的视野。” 或正因此，他在1948年亦曾想立足于自己的“现代”，写一本叫做“我与政治”的回忆录。 而他自然会想到，自己也会被后人透过他们的“现代”加以研究。

身处今天这种大部分国家都是共和国的所谓“后社会主义”时代，我们多少已不能理解由二十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范围内剧烈的共和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所奠定的格局之前的人们所处身的世界。从辛亥革命向前追溯至张东荪出生，正值同光中兴中期，在陈寅恪看来，这一段稳定岁月（之后是超过半个世纪的大乱）“犹是开元全盛年”； 而在西方，虽然代议制已在不少国家获得了初步的胜利，但除拉丁美洲外，此时仍是个君主制的世界(拉丁美洲之外较著名的共和国只有美国、法国与瑞士)。同时，这也是欧洲自普法战争后近半个世纪和平的初期，各国虽均出现了选举权扩大与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局面，但在西方各强国中，除法国与美国外，共和派都仍处于弱势；除德国外，社会主义运动也都算不上一支值得重视的政治力量。

但这表面的平静之下，则是西方内部政教的空前大变。从马克思到波兰尼，都将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诞生视作在某种程度上专属于十九世纪的巨变；而作为十九世纪的同代人，托克维尔则看到了另一种似乎不可抗拒的趋势：民主正在成为时代的主导精神——不仅将成为最主要的政治形式，也将成为塑造社会与文化的基本力量。

在西方向全世界扩张的大背景下，以上巨变也就成了东西方共同面对的“莫知其所由然”的“运会”。 同光时期不少朝臣、士人均视此时为中国几千年来一大转折，最具代表性的观察来自李鸿章，他直言，此时中国处身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三千余年”这个限定，直接指向殷周革命所奠定的传统中国政教，而这则意味着，西方东来所带来的“新天命”已超过了中国自上古以来的最大变局——战国秦汉之际废封建立郡县。而这种以“运会”的名义认为历史已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的主张，不仅意味着对秦汉以来君主政治的挑战，也蕴含着从根本上挑战自西周以来的夷夏秩序、甚至进而质疑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的资格的可能性。

王尔敏敏锐地注意到晚清间于儒道法之间的“贵因”说的兴起——不止一位当时的士人将富强与代议制当作是即使“圣人复起”也将不得不讲的事物，而这种假设性修辞的理由，则是如严复所说，西方正以“上下交征利”作为新政治的基础，对此“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 如史华慈所论，正统的儒家政治、经济哲学虽在现实中从未真正实现，但却至少“在阻止把‘合理地’和‘有组织地’追求‘富强’作为国家的目标方面”“起了相当的作用”， 而同光以来以“寻求富强”的名义对这一政治传统的突破，在对西方表现出“贵因”的态度的同时，却正实践着对自身政治传统不折不扣的“革”。

洋务运动

但这并不是仅属于中国的转折。作为以英国为代表的十九世纪精神与制度的忠实诠释者，斯宾塞将政治与经济进化视为如同中国人所见的“运会”般不可改变的趋势，并将自由市场与资本主义看作此类进化的表征，从而将自由放任原则不仅当作自然之理，也当作个人行动的伦理准则。自相矛盾的是，不管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还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制度，都更多是依靠十九世纪前后程度不一的“革命”式突变而非自然演化建立起来的。正如波兰尼所说：“市场在各个国家内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直到近代以前，都是不重要的；而翻身转向一个由市场模式所支配的经济，这一巨大变化的突兀性就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同样，从柏拉图时代直到十九世纪，绝大部分西方圣贤均将民主制视为负面典型，但也就是在十九世纪，趋势改变了，在古希腊时代后，民主政体似乎第一次要成为西方的主要政体形式（与此相伴的则是雅典民主形象的正面化）。而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人在十九世纪所遭遇的这个“西方”，不仅与中国，而且与之前的西方也存在着从政治到文化的断裂。因此，不管是托克维尔眼中正在成为“新天命”的民主精神，还是马克思眼中正在“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的资本主义，对西方也都是全新而陌生的事物。在这种意义上，它们也就变成了东西方必须共同面对的新“运会”。

同时，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内在紧张也逐渐显现了出来。新诞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经济关系被密尔看作是傅利叶所说的“工业封建制”， 托克维尔更进一步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比封建制更严酷——与封建贵族和其依附者的关系不同，资产阶级不再觉得“在法律上或自己认为在习俗上，对自己的下属负有救济和减轻他们的困苦的义务”，他们对无产阶级不是要“统治”而是要“使用”，因此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严酷的贵族。” 但问题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普选权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联合，开始直接挑战法国大革命以后半个世纪民主运动与资产阶级利益的结合，用西德尼∙韦伯略显夸张的话来说就是：“工业方面的进化使得劳动者在自己的国家里成为一些没有土地的异乡人；可是政治方面的进化却迅速地使他们成为自己国家的统治者。” 这一经济与政治分离的格局，显示出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内在紧张已成为十九世纪西方所面对的基本困境，而同时，作为东西方共有的“运会”的产物，它也构成了二者共同处身的根本问题情势。

当然，接着要讨论的就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必须承认，虽然自十五世纪以来，各层面的中西接触始终在进行（甚至在某些时候进展到相当深入的程度），但在十九世纪之前，西方对中国政治与文化都是边缘性的。没有近代以来西方革命性变化所奠定的新格局，没有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性扩张将中国卷入其命运，资本主义与民主就不会成为中国也必须面对的“运会”。梁启超以著名的器物、制度与精神的三分概括中国人学习西方的三个阶段，而自十八世纪末以来，西方在这三方面都在发生几百年来最剧烈变动。重温史华慈的告诫无疑是有益的——西方冲击是变量而不是常量，西方思想内部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张力与冲突。因此，任何化约式的处理都不仅无助于我们理解它本身的复杂性，而且也将使我们无法把握中国近代的大部分重要变革的复杂脉络与内在困境（因为它们几乎都是在这一复杂的西方冲击的背景下展开的）。  

与此相关的问题则是作为整体的西方与“在中国的西方”(The western presence in China)的不同——是商人、传教士与外交官这一小部分“西方”直接影响着中国。反过来，与这一小部分“西方”接触的同样仅是一小部分“中国”——在十九世纪，对坚船利炮与商人之国的震撼性观感直接主导了一小群士人与新知识分子对西方的“问题视野”，并以这种特定的方式把中国带入了十九世纪的“运会”。针对这种历史演变中的路径依赖因素，罗志田老师强调：“中国中心观”并非与“冲击-回应说”完全对立，后者“只要更加凸显中国‘反应’的一面，也能走向‘在中国发现历史’。反之，如果不移位到具体时段里‘在中国之人’的所思所虑，并将其落实到提问层面，则不论发现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被‘发现’的内容仍是受外在预设影响或制约的‘历史’，且非常可能就是带有异国眼光的‘中国史’”， 关键在于，要在二者间达成“中道”，“发现在中国的历史”。

清政府派出的考察团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对一位二十世纪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作者并不准备探讨文明传播问题，或反过来为文化相对论增加一个中国例证。关键是要能回到直接面对十九世纪巨变的当时人的视野。十九世纪文明论与进化论的结合，使得由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所奠定的西方文明被几代中国人当作是线性历史中的最新阶段，但这却忽视了对当时正在面对这一文明的人来说，它所开启的新局面前所未有，其问题与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仍属未知。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那些十九世纪西方的中国观察者仍普遍浸淫于自身伟大的政治与文化传统中，这一传统不仅构成了他们理解“西方冲击”的基本视野，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反思与批判西方的思想与实践资源。而也只有结合这两方面，我们才能获得与他们相通的历史视野，也才能真正进入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情势。

简言之，最初几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观察不应被看作是对外在于中国的西方冲击的反应，而应被看作是对东西方共同问题情势的反应——作为一名敏锐的西方政教观察者与勤奋的西学输入者，张东荪大概也会同意这种看法。以下，作者将对那些显现于十九世纪又直接与张东荪相关的问题情势加以考察，并同时略述他的前辈——同光时期的士人与知识分子因之而起的观察与思考。

今人言十九世纪，多将其笼统当作一个自由贸易精神主导下的相对和平的阶段，甚至有“漫长的十九世纪”（霍布斯鲍姆语）之说；不过，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次鸦片战争与历次中西交涉的经验，近代中国几乎无人相信当时颇为流行的贸易会促进普遍和平的主张。汪康年便将国际法意义上的两国通商视作无形的战争状态，认为“战之具有三：教以夺其民，兵以夺其地，商以夺其财，是故未通商之前，商与商自为战；既通商之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相战。” 而在郑观应看来，商战具有最根本的重要性：“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  换言之，商业是西方各国最基本的国家目的与行为准则，其国家行为与非国家行为间也并无任何明确的界限。大致说来，虽然通商意义上的形式平等与以攫取为目的的战争行为间有着看似清晰的区别，但晚清士人颇倾向于管子所论，那就是不可“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西人“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商之一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 商战就是隐蔽化与日常化的“无形之战”。

当然，正如可以追问旅华英商行为在何种意义上是英国整体国家行为的一部分，也可以追问这种商战视野在何种意义上是对西方的确当观察。毕竟，正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自由放任原则（以英国为代表）正在取代十八世纪大行其道的重商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各国主导性的政治经济思想。在那些激进的自由贸易鼓吹者看来，自由贸易将实现政治与商业的分离，让经济摆脱国家干涉、自由发展；它还是世界主义的基石——将用和平的利益取代战争的利益，即使不能实现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也将以普遍商贸往来在不同人群、阶级与文化间建立起经常性联系，使他们能互相视为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从而遏制分裂，削弱国家的好战性。那么，中国士人为何会将如此清晰的反重商主义理解为一种隐秘的重商主义，并把自由贸易当作是“无形之战”？

晚清香港口岸

不止一个观察者看到，世界历史意义上的自由放任阶段十分短暂，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无一例外地重新出现了经济的垄断化与政府干预的加强。更进而言之，十九世纪中叶的自由放任本就需要非常多形式的政府干预（从法律到直接的政治强制，不一而足），用波兰尼雄辩的话来说就是：“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而“要使亚当.斯密的‘简单而自然的自由主义’与人类社会的需要相协调是一项最为复杂的事务”，它“远远没有消除对控制、规制和干预的需要，反而大大扩张了它们的范围。行政官员必须总是保持警觉以确保这个系统的自由运转。” 如果说在西方列强国内，政府尚可将这种对自由市场的政治干预掩藏在各种法律形式的背后，在中国这一贸易扩张的外围地区，其政治力量（甚或军事力量）与商业力量的直接结合，已足够使孙中山断定中西之别就在于“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 事实上，由于战败所造成的协定关税局面，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竟与英国并立，成为各大国中仅见的两个轻税国。这种随军事与政治压迫而来的自由贸易局面，让士人们更倾向于将宣称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也看作是隐蔽的重商之国。

当然，在当时，西方列强（尤其是被当作是“商人之国”代表的英国）令中国士人最感震动的，仍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与中国传统的士首商末的政治与社会格局完全不同的选择，西方“其律重商而轻士，喜富而恶贫”， 甚至“以富者为贤”， 却能以“上下交征利”这种中国政治理念中的亡国之道奠定国基、雄视世界，实令人倍感震惊。用薛福成的话来说就是:“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 另一方面，晚清之人多对西方“官民不隔”倍感羡慕，在很长时间内，这种“不隔”都被当作是“商人之国”的特性，因为它们“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 古典圣王之治本就要求君主须无心，而以百姓之心为心，以此观之，则此时的西方君主倒多少实现了这一点，虽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达到了“无心”的境界，而是因为他们本也有一颗“求利之心”——治下的国家也如同一个依靠利益统合的逐利群体。这自然不是令人向往的政治形态，但对将商业竞争视为“无形之战”的十九世纪中国士人，立刻能想到就是孙子的教诲——“上下同欲者胜”。

如果说商人主国让中国士人颇感格格不入，那么西方各国对“工”的重视则令他们感到亲切得多。在薛福成看来，西方是“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则工又必兼士之事”， 这一重视制造的精神，多少激活了士人们对中国“观象制器”传统的记忆；当时欧洲大量学会的存在，更是让以学为政之根本的他们感到赞叹——在他们看来，这并非以纯粹科学为目标、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组织，而是西方整体政教的关键一环，正是这些学会在文化上将士绅与商人阶级连为一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曾纪泽会说自己“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 而郭嵩焘甚至一度认为西方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至高理想——三代之治。

该如何看待这些赞扬？首先，虽然传统中国士首商末的格局使得士人与商人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相差甚远，但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又可能在利益或理念方面合流。晚清商人的崛起与士绅的复兴多少可看作是同一个过程；而儒家不与民争利的训诫，在极富弹性的“民”概念之下，可不加区分地指代从“豪民”到“细民”的不同群体，因此既能被当作农民的护符，也可被作为商人的工具。

如果我们注意到无产阶级（工）与资产阶级（商）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的关键地位，恐怕会多少诧异于这里对西方工商关系的理解。大致说来，这种理解仍出于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视角——强调的不是商对工的统治，而是二者以职业分工为基础的合作。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此时中国士人眼里的“工”，并非仅指工业无产阶级，而是指所有与制造有关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产业资本家倒是最有资格被称为“工”的群体。而在这样的“工”的观念下，无产阶级（象征的不是西方的力量，而是它的弱点）隐没不显，社会主义问题更不会浮现。

但是，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他们是在误读西方？毕竟，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遭遇的那个西方，与经过1848年革命后几十年变革的十九世纪末西方有着深刻的不同。虽然正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了主导权，但其方式，仍是通过以普遍公民权的名义展开的选举权扩大运动（在英国，是通过1832年议会选举改革；在法国，则是通过菲利普王朝取消世袭贵族制，以及赋予资产阶级选举权）。换言之，此时的资本主义仍与民主运动处于互相促进的状态——在英国，通过1867年后新一轮的选举权扩大运动对工人阶级中上层的吸纳，这一状态甚至一直维持到了1880年代之后。也因此，毫不奇怪，当郭嵩焘等人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来到英国时，他们会认为看到了官民不隔的新政治，毕竟，工人阶级下层（这个英国政体下的例外群体）此时仍面目模糊，甚至工人的抗议活动也会（因批判性与对抗性的薄弱）被视为表现的不是英国内部存在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而是英国人民气健朴——不过是一种与议院类似的通民气的方式。

19世纪初的英国工人运动

但郭嵩焘所看到的这个秩序井然的等级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正在走向尽头。英国下院权力的日益加强，在宋育仁看来，是“偏重之过，则废尊卑上下，君如守府，上院如赘旒，百官如傀儡”， 而普选权作为资产阶级攻击贵族统治的利器，此时也终于开始转向资产阶级自身。在密尔看来，1867年改革法案确认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兴起，由此，危机正在来临，“根据不是由暴力冲突所引起的这些巨大的社会变革的一般速度，在我们前面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间隔。” 换言之，这个在郭嵩焘等人眼中蒸蒸日上的英国，在密尔看来却蕴藏着深刻的内部危机。又或许可以说，正是这种危机下的繁荣与兴盛造就了令郭嵩焘等人赞叹的西方强盛的民气——处身于西方经济社会生活外的他们，无从感觉这种生活的残酷与紧张，这种生气勃勃未尝不是在一个高速变动且严重撕裂的社会中努力求生时被挤压出来的精力。

比起这些趋新者，反而是那些后来被当作保守主义者的人更深地触及到了西方政教内部的问题，并接近了那些被忧患感所困扰的维多利亚时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关怀与思考。随同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刘锡鸿，面对印刷报社中用以替换人工的新式机器，第一反应就是询问对方为何不多雇人手来代替机器，以让更多人就业。 虽然并未直接看到商人之国的内部矛盾，但他这一士人的本能反应，却直接触到了西方的“细民”——工人阶级的问题，直指社会主义运动中关键的“生存权”问题。  

大致说来，正是在普法战争后西方近半个世纪的和平时期，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此时各国选举权竞相扩大，经济层面的垄断却日益加剧，在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寡头化的尖锐对照下，前景是暗淡的——用波兰尼的话说就是：“政府与商业、国家与工业分别成为它们各自的据点。政治和经济，作为社会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功能，被作为争夺局部利益的武器而利用甚至滥用。” 而用柯尔更具情绪化的表达则是：“自由政治制度和奴隶般的工业制度不可能共存下去。”

但是，虽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大众民主日益被视为是遏制资本主义的破坏倾向的最有力武器，但此种民主内部的危险性也日益显现了出来。托克维尔以其对大西洋两岸民主制的考察，明确强调必须警惕民主内在的专制倾向，因为民主制下的人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 不用提历史上第一次普选尝试(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便选举出了拿破仑第三这样一个独裁者， 即使是作为人民统治象征的主权议会，在托克维尔看来，相对于传统君主，其统治性格也已“从温厚而变为可怕”， 人民作为整体，专横与多变要超过最暴虐的君王。中国人将被普选权运动包裹着的民主政治看作是西方实现官民不隔、上下一体的关键，但这一民主本身却正将西方国家从内部撕裂为两部分。    

这种国家的内战状态，正好体现了中国政治传统对商人之国的批评，“上下交征利”不可能带来普遍和平，倒更可能引发全面冲突。大致说来，虽然严复对斯宾塞社会政治哲学的介绍在中国引发了震撼性的回响，但正是在他将其介绍入中国时，这一学说在西方失去了时代适应性。经济上的普遍垄断似乎否定了自由竞争的进化适应性，巨大的进步伴随着普遍的贫困，这些都使得无产阶级问题日益从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不是社会的反常现象或必须忍耐的缺点，而是社会的要害与根本变革的动力。    

也正是在此时，中国因为甲午战争创巨痛深的失败，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化运动。不管是鼓励工商业，改革法律，还是尝试开放政权，都已半主动地把资本主义与民主的问题真正引入进来。相应的，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尝试，也正在发生。严复以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观察，主张中国必须以合群求富强，但二十年后，孙中山面对同一个英国，看到的却已是严重的贫富悬隔与社会冲突，并因此认为“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中国必须另辟新路,未来“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 这一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反感，再次提示了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影响——虽然修齐治平格局中似乎没有“社会”这一层面，但是，部分是随着近代以来中国政教传统的负面化，不仅政治、连家庭都成了个人之“私”的产物，社会倒成了同时与家庭之私与政治之私相对的“公”的象征——这一方面是袭取西学中政治与社会的二分（为了将前者视为应予警惕的“必要的恶”），另一方面却也是承接中国传统内治国与平天下的区别。 社会学一度被当成关乎“平天下”的学问，以及统摄一切的“万学之首”， 均平思想（尤其是大同说）在晚清的巨大影响力，都体现了这一点。

但是，也就在此时，梁启超敏锐地发现了另一种威胁。多少是针对孙中山一派将中华民国解释为全民共和国，他如同托克维尔般强调，在国体-政体二元论下的三种政治形式——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民主立宪（共和）之外，必须考虑第四种政治形式——民主专制的可能性与现实威胁； 陈焕章则以更含蓄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借助法国重农主义者之口，重新肯定中国传统政治，认为“英国的政治体制给了商人太多的权力。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给了下层民众太多的权力，贵族政治则给了上层阶级太多的权力。只有在中国，没有一个阶层会取得支配地位。” 这种对新式的多数人统治的恐惧，与对社会主义的最初期待并存，其心态，是如同赫尔岑一般，“害怕压迫者，却也害怕解放者”。 二十世纪此起彼伏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方面——试图克服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却更加激化了这一矛盾——都已显现出最初的轮廓。由此，我们也与传主一起被带入了二十世纪这一“未知”的大海。

《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

高波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5

ISBN：9787108062161 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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