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引导浙商回归乡村创业是弥补乡村资本不足的现实选择。基于对浙商回归乡村创业实践的调查研究，在分析总结了浙商回归乡村创业的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发现浙商回归乡村创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从引导回归、规范扎根和支持深耕等方面为浙商回归乡村创业提供相应政策建议。
自2012年我省启动“浙商回归”工程以来，浙商已形成了多领域、多元化回归的新格局，为浙江经济发展注入磅礴新动能；同时，随着“三农”政策利好的逐步释放，也不乏浙商回归乡村投资创业，为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近年来，虽我省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打造、特色小镇建设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也面临农业发展质量提升和效率增加、发展方式与结构转变等严峻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浙江乡村发展像城市一样离不开资本的注入。资本来自何处?靠农民自身的资本积累，难以满足乡村发展的需要；同时，政府投入固然重要，但是政府也仅限于乡村“公共品、准公共品”的投入；因此，继续弘扬新时代浙商精神，引导浙商资本回归乡村创业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一、浙商回归乡村创业的主要特征
浙商回归乡村创业，泛指二、三产业范畴内的生产经营主体回归乡村投资创业。近年来，浙商乡村创业在产业转型、乡村改造、设施配套、生态治理、文化复兴等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为我省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并形成了浙商回归乡村创业的鲜明特征。
1.浙商回归乡村创业的主体特征。
调研发现，回归乡村创业成功的浙商主体中，基本具备以下特征：一是系农情结，了解农业特点、农村情况和农民特征，对乡村有着特殊的情结；二是扎农情怀，不太注重当下的利益，有长期扎根农村的情怀；三是惠农情义，同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有与农民共享发展的情义。
2.浙商回归乡村创业的路径特征。
浙商回归乡村创业的路径主要有三种：第一，以土地经营者的角色直接从农民那里租用土地，或采取土地反向租赁和拆包的形式，从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然后安排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开展大规模的养殖活动；第二，采用“公司+农户”“中介组织+农户”“农产品交易所+农户”等形式间接进入农业生产环节[]；第三，通过走产村融合发展模式，在乡村进行一二三产业或新兴产业与业态等形式进行创业。通过以上路径，重新整合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并不断引入现代化生产和管理方式，实现了传统农业转型和现代农业的发展[1]。
3.浙商回归乡村创业的经营特征。
浙商回归乡村创业在经营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营品牌化，注册自己的产品商标，并形成区域品牌；二是产业特色化，专注于发展设施农业、休闲农业、绿特产业，区别于普通农户的传统作物种植；三是定位差异化，根据不同消费群体进行差异化定位，如湖州的农家乐洋家乐、民宿等产业；四是营销电商化，利用电子商务，打破农产品“出不去”“走不远”的局面。
4.浙商回归乡村创业的类型特征。
浙商回归乡村创业的类型特征主要呈现出以下六种：一是种养植生产型，如衢州江山水稻亩产1024.13公斤，创造了新的浙江纪录；二是设施农业经营型，如龙泉市双益公司利用现代化先进设施，年产千吨新鲜食用菌，每亩产值达到100多万元，是传统农业的20-30倍；三是全产业链发展型，如江山蜜蜂全产业链等省农业示范性全产业链；四是平台服务型，衢州市三易公司的“两园一中心”布局：即科技创新创业园、产业示范园、种子种苗中心，2016年实现年产值800多万元；五是田园综合体型，如仙居梦幻田园综合体；六是跨界融合型，如浙江青莲从养猪卖猪肉，到生产猪肉精深加工产品，再到建设猪主题的亲子乐园，实现跨界发展。
二、浙商回归乡村创业存在问题
近年来，浙商回归乡村创业虽然为浙江“三农”发展输入了源源不绝的动能，为浙江乡村带来了诸多利好；但在乡村创业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矛盾。
(一)回乡浙商存在的问题
虽然回乡浙商记住了“乡愁”，但也存在诸多“警惕工商资本下乡”的倾向性问题：一是回乡浙商的盲目性。目前乡村创业欣欣向荣，但有些项目相对盲目随意，缺少规划和引导；有些项目盲目跟风，缺乏对乡村基本属性、农业创业的长期性和乡村创业的复杂性等问题的深刻认知，导致创业中面临诸多瓶颈与困境。二是回乡浙商的逐利性。有些归乡浙商放弃了收益相对较低的纯农业项目，而去追逐那些见效快，利润高的非粮或非农项目[2]；有些甚至利用政府对农业项目的支持，着眼于长期的战略投资，存在“跑马圈地”现象。三是回乡浙商的扭曲性。有些回乡浙商出现了“压价”“违约”“毁约”，甚至是“跑路”等与民争利的行为；有些回乡浙商和政府急功近利，过度追求高大上的景观再造和短平快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原生态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的全面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乡村振兴的方向、抹杀乡土气息。
(二)乡村创业要素存在的问题
1.土地要素制约。
首先，各地乡村创业用地指标受限；其次，各地用地价格偏高；再次，缺乏土地流转的稳定性和远期保障，部分农民对土地的固有情节，对企业的进入存在排斥心理，存在不流转、不配合、反复等现象。
2.金融服务滞后。
由于缺少抵押物、涉农项目投资长、见效慢、风险大，金融机构对乡村创业的信贷支持顾虑较多，金融服务产品偏少，导致融资难、融资贵，后续投资乏力。农业保险品种少、覆盖面窄等。
3.政策支持缺乏。
在招商引资、银行贷款、保险、税费、财政扶持、附属设施建设用地、经营用水用电等方面都缺乏明确、系统、可操作的扶持政策。如在招商引资方面，缺乏农业招商的专门政策；用地方面，尽管国家明确规定，一些领域的农企用地可以视为农业用地，但在具体执行中，用地审批往往存在一定障碍。
4.基础设施配套不足。
很多乡村创业项目位于远离村镇的荒山、荒地，交通、电力、生活配套等设施不够完善，污染治理以及生态保护普遍乏力，使得使企业起步期面临诸多困难。
5.人力资源匮乏。
在劳动用工方面，大部分企业都是使用附近村民，这些村民普遍年龄偏大，劳动技能不高，甚至在用工忙的时候，高价都请不到工人；在人才方面，由于远离城市，专业人才少、技术工人少，很难留住人才。
(三)乡村创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1.乡村创业管理部门有待整合。
各地对回归乡村的创业项目资料零洒在招商局、农业局、农办等职能部门，甚至有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很难找出完整的项目材料。可见，对乡村创业管理的体制上尚不完善、工作合力尚未形成，主要体现在：职能分散交叉与职能缺位的现象依然存在，乡村创业统筹协调、统一监管仍需进一步加强，乡村创业项目的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对乡村创业项目的招商路径与政策有待进一步明确。
2.乡村创业的数据和信息碎片化现象严重。
对浙商回归乡村创业项目缺乏归口管理，所生产、创造、收集、处理和存储的大量数据分属不同部门，难以真正成为可开发利用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主要表现为：各地招商引资时没有统一的标准，无法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作出区分，如公司的所有制、技术资金实力、规模与组织化程度等[3]，这就造成很难对回乡创业企业的速度、规模、效益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价，从而较难形成考量标准及参照体系。
三、浙商回归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对策建议
浙商回归乡村创业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的现实选择，但作为一把“双刃剑”，要真正发挥其“引领”作用，必须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既要引导浙商回归乡村，为乡村注入活动；又要规范浙商扎根乡村，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范围；还要支持浙商深耕乡村，让其“引领”乡村振兴。
(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明晰多元经营主体的行为边界
1.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
首先，科学规划是前提。各级各地政府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农业产业发展需要，科学合理规划与布局，同时，应强化政府部门对规划、政策制定和施行能力。其次，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主要包括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回乡浙商经营主体、政府推动与尊重农民意愿之间的关系，注重提高多元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最后，强化政府领导。为强化各级各地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应成立浙商回归农村创业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相关职能部门职责分工，逐项细化措施，层层分解任务，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缝隙”的责任体系，各部门之间加强协调配合，多元主体联动攻坚，自觉融合到“浙商回归乡村创业”工作格局之中。
2.引导多元经营主体参与。
第一，浙商为引领。以出台浙商回归乡村创业指导意见为抓手，明确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政策方向，切实加强规范与指导；要明确允许和鼓励浙商回归乡村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业领域、乡村新业态。第二，农民为主体。以农民福祉为一切工作的立足点，充分尊重农民的经营意愿和自主权；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积极介入农民主体作用受限的地方，而少介入或不介入农民主体能发挥作用的地方[4]。第三，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为纽带。切实加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大力推进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突出乡村基层组织功能，重构及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基层治理风险的短期预警机制和长效防范机制。第四，社会力量参与。以合作共赢为导向，加强资源整合，携手企业、农民、村民自治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地方平台、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各方广泛参与。
(二)突出浙商的引领作用，引导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1.规范浙商的引领作用。
首先，要采取有效措施引导浙商回归乡村创业资金从事农民干不了、干不好的基础建设、设施农业、装备服务等产业，以规避“与民争利”现象；其次，要以土地作为合作的“桥梁”和“资本”，促进回归浙商资本和农民有效对接，引导和鼓励企业尽可能创造就业岗位，吸纳当地农民就近就业，并采用合理的利益分配，以增加收入、共享成果[5]；最后，要在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相关者之间构建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共建共享、高效链接的战略性伙伴关系[6]。
2.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
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乡村振兴必须由浙商引领的外生型走向农民自主的内生型。首先，要赋农民之权。政府也应该进一步完善乡村自治，通过农会和其他农民自治组织赋予农民更多权力，让农民获得真正的自治权力，让农民成为乡村的真正主人，激发他们的热情。其次，要育农民之能。要大力强化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不断提升农民综合素质，重点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规范社会培训机构及服务水平。再次，要护农民之利。政府还应该规范各类农民合作组织，剔除大量的假合作社、空壳合作社，解决合作社的精英俘获与大农吃小农问题，提高农民合作组织质量，并鼓励农民合作组织跨地区、跨省域范围的联合，实现合作的规模经济。最后，要造农民之势。全社会要加大对农民职教的普及和宣传，保障农民的合理收入、提升职业农民地位、激发职业农民的荣誉感、鼓励职业农民发扬工匠精神，积极营造尊重、关爱和重视农民的社会氛围。
(三)利用大数据的共享功能，妥善处理好“放”与“管”关系
1.着力打造一个大数据中心。
在加强浙商回归乡村创业的项目库、信息库、客商库、人才库等数据库建设的同时，不断完善浙商回归乡村创业重大项目的“准入—过程—结果”全程跟踪数据库；打破原本分属不同政府组织、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架构壁垒，打造一个大数据中心，统筹各类数据，协助政府实现数据互通互联、信息资源共享、数据统一管理，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布局，以提高政府工作中处理信息、分析信息、制定决策的效率，真正实现智能管理、精准管理。
2.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首先，以“放”是前提，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四减少、四放权”为核心，坚持“应减必减、能放则放”的理念，全面梳理业务，优化流程，创新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浙商回归乡村创业中的干预，清理减少浙商回归乡村创业过程中的一些审批事项，放权给市场、放权给社会、放权给其他主体，真正落实简政放权的各项部署；充分发挥大数据中心实现数据共享与数据管理，全链条疏通审批“经脉”，消除“中梗阻”，建立联动服务机制，打造高效政府。其次，以“管”是中心，深化“放管服”改革。在放的同时，应做好“管”字文章，把该管的工作管好、管到位。通过浙商回归乡村创业的“准入—过程—结果”全程数据库，构建浙商回归乡村创业的准入标准、规范过程和结果监管的全程评价指标体系。坚持以过程监管为导向，全面推行标准化监管，让市场主体一目了然、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在“管”上提高质量与增进效率，让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更舒心、省心和放心。
(四)强化政府部门的服务型转变，扎实做好“招”与“服”工作
1.构建大数据招商系统。
各地应以地方产业发展规划为导向，确定围绕重点产业、重点区域、重点集镇，按照“建链、延链、补链、强链”的需求，科学规划与编制好产业招商地图。依托大数据中心的海量数据，以及行业商务平台与互联网上收集的数据信息，形成一系列规范化、合理化、科学化的招商系统，在产业、企业、浙商三个层面进行挖掘和联系，找准企业目标投资战略与地方政府产业链招商的结合点，对招商项目与目标主体进行信息匹配，提供洞察产业、园区、企业画像及关联关系的可视化查询工具，全面实现数据寻商、引商和助商，畅通招商引资渠道，真正做到精准招商和智能招商。
2.强化政府的服务型转变。
改变“重招商、轻服务”的招商理念，对回归浙商项目的服务应由面向特定环节提供“碎片化”服务向提供覆盖全程的“综合集成”服务转变。对浙商回归乡村创业的项目，要落实领导和部门联系项目制度，成立项目指导服务小组，充分利用大数据中心的动态跟踪数据的反馈，对回乡浙商创业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积极对接，即时服务；同时，利用大数据做好形势监测、研判与统计分析，定期发布行业资讯，引导浙商理性投资，依托综合性和行业性展会等商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信息收集、品牌展示、形象提升、推介洽谈、开展合作的渠道与机会，真正想浙商所想、急浙商所急，积极帮助解决企业创业中遇到的困境与难题。
(五)完善政策的激励作用，支持浙商深耕乡村创业创新
1.完善乡村创业政策。
首先，要完善指导性政策。紧扣“十三五”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制订浙商乡村创业项目引进的产业性指导目录，设定符合产业准入门槛和发展要求，明确重点产业布局、重大基地发展导向和鼓励、支持农业新产业和业态发展[7]。其次，完善激励性政策。继续落实和完善《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的有关支持政策，如总部经济激励、科技创新、人才引进、财政引导、税收优惠、生态环保等，同时，根据乡村创业需要创新地提出相关激励举措。最后，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医疗、交通、通讯、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向乡村倾斜，以尽快实现城乡资源配置均等化，留住中坚农民，吸引大学生、科技人员、农民工等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缓解乡村人力资源缺乏危机。
2.深化乡村市场化改革。
坚持资源配置中的市场主导地位，深化城乡综合治理的配套改革，消除城市与乡村间的壁垒。进一步深化城乡土地、户籍、公共服务和政府管理制度改革，务求在全面构建城乡一体化机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断推动城市充裕的资本、资金、技术、人才等与农村丰富的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的优化与结合，激活城乡各类要素间的自由流动与竞争，努力推进绿色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协调发展[8]，最终形成城乡各类要素与产业协同、自由流动，生态文明与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参考文献：略
基金：浙江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2017年度调查项目（W20170096）;浙江省软科学研究项目（2018C35055）的资助;
作者：金佩华 何红光 赵兴泉 浙江农林大学
来源：农业经济. 2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