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派到新京派
Editor's Note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Author 孙郁
20世纪90年代，我曾写过一篇“新京派”的文章，觉得在学界与文坛，复活了20世纪30年代旧京派的某些传统。那时候的端木蕻良、汪曾祺、张中行、季羡林、启功、王世襄、宗璞为代表的一批知识人，延续了他们在民国时期记忆的颜色，给知识匮乏的文界带来了博雅之气。而新一代的学者、作家不久呈现了许多相近的风格，陈平原、扬之水、止庵、李长声、李敬泽、靳飞都贡献了诸多古朴的文字。随着时光的演进，这支松散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之中，近年来，格非、李洱等人也汇入其间，审美风貌变得与先前略有不同了。
京派是一个较庞杂的概念，涉及文学、教育、文化遗产研究的方方面面。京派研究与海派研究、左翼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对应性的关系。京派文学是京派文化的一部分，它在1949年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衰落，与革命语境建立是同时发生的。
一般说来，京派文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从事教育、出版事业者多多。他们远离政治中心，以学术的眼光看世，对于文学教育、思想培育颇多创见。最有影响的是“苦雨斋”群落的学人，现代大学的许多学科的建立，以及域外学术思想的引进，多与这个群落的知识人有关。这些学识和思想对于后来中国的文化建设，都有不小的意义。“苦雨斋”文人群体既迥异于鲁迅为旗帜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不同于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团体。这个团体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催生出诸多新的学说，在文学创作方面则出现了废名、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但因为战争的缘故，学术不能畅达，自身被外力左右，便在历史大潮里被卷入漩涡中。周作人的附逆也导致了其学术思想传播的中断。
沈从文
对京派学人与作家的写作，一直存有争议。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了这样的状态：在公开场合，对于沈从文、废名、俞平伯等人是批评的，而私人语境里，却有较为公正的描述。
但在革命文学内部，欣赏京派的人一直存在。阿英、唐弢、黄裳、邓云乡等人的文章，显然有京派的痕迹。而孙犁这样的作家，读书的选择与趣味与北平时期的文人接近，也被人视为“革命文学里的京派”。孙犁对于周作人向无好感，但那读书趣味还是有所接近。这个矛盾的现象在文坛常能够看到，说明了学者们与京派学人的复杂联系。
那么多人欣赏京派，并非个体的趣味问题，而是涉及文学教育的敏感点，有时候不得不面对文化的基本原理。当年的京派学人对于文学教育提出的设想，都有原创的意味。比较文学、民俗学、性心理学、女性研究、儿童研究等如何渗透到文学领域，其经验都有参考价值。左翼文化人没有触及过的思想史与艺术史的话题，在北平知识界是被聚焦过的。当文学被学理化处理的时候，京派学人形成的思想，一直被后来的读书人所重复。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围绕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的争论以及后来发生的批判运动，看似是左翼内部的交锋，其实是左翼话语下的京派美学引起的摩擦。钱谷融以高尔基、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印证文学的人道主义的合理性，背后乃“苦雨斋”“人的文学”的同义思考，只是引用的资源不同罢了。
京派的思想资源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公开引用。当文学重新活跃起来的时候，钱谷融的文学观念被再次提及，且获得不小的赞许，他的思想背后的元素也被一点点扩展起来。人们最早从文学教育入手，恢复文化的生态，于是温和的左翼思想及京派的许多理念便有了交织。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许多人的思想借用了当年的被遗弃的遗产，对于民国间形成的教育思想、审美意识重新打捞，刺激了教育与文学的转向。人道主义问题与人性的话题的重提，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结果。京派的思想资源里有古希腊哲学的影子，也多新康德主义的元素，英国经验哲学的痕迹也深藏其间。这些资源被重新引用的时候，文学理论已经获得了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
这个时候钱理群、吴福辉、凌宇、陈平原等人的学术研究，开始把目光投向被遮蔽的京派文人。随着废名、沈从文、朱光潜、顾随等人的创作被人们关注，左翼之外的存在成为人们不能回避的对象。钱理群在硕士论文里对于周氏兄弟的论述之中，是兼顾左翼传统和京派传统的。他后来在《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的知识结构》《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等文里，绕不开的是“力求和平和冲淡之中，总要泛上苦涩与沉重”。这些新学人的观念与前辈的不同之处在于，试图在复杂的语境里还原历史的真相，并以丰富性的学术语汇，理解五四之后文化的变迁。
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暴之后，人们回望历史时发现，健全的社会是有一种多样的文化生态的。诊疗历史的伤痕，应从不同的文化资源里寻觅参照。这种诊疗伴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还有对于遗失的历史旧迹的打捞。舒芜、黄裳、张中行、邓云乡等人的学术活动，都丰富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而那时候关于人道主义与个性精神的讨论，与这些学人的精神思考是有诸多相近的追求的。
但重新肯定京派也带来一些新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交锋，京派资源成为被借用的对象。自由主义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从周作人、朱光潜等人的思想库里找到思想的支持。在相关的论述里，涉及了现代史敏感的话题，告别革命与肯定革命的不同思路，将“苦雨斋”式的超功利主义思想变成了新的意图伦理的一部分。这导致了认知的窄化。
我以为，京派的特点是审美的现代性与启蒙的现代性的统一，这种资源迎合了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思潮。实际上，李泽厚的康德研究纠正了黑格尔的本质主义思想，将主体性问题引入思想界。而在审美方面，重新发现废名、沈从文，契合了这种思潮。从根本上而言，京派文学属于新康德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它在民俗与语言方面对于人的命运与社会问题的揭示，补充了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出现是历史链条的一次衔接，或者说，左翼精神与京派思想，已经不再是对立的两面，它们交叉的部分成了新的审美的生长点。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京派的出现推动了京派文学的研究。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有张中行、徐梵澄、舒芜、陈平原、止庵等。文学界代表是汪曾祺、端木蕻良、宗璞一大批人。张中行的《顺生论》一书关于生命哲学的认识，许多从“苦雨斋”主人那里来，他的大量著述在延续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徐梵澄的古典学理念，打破了一般的学科界限，显得比“苦雨斋”群落更有气象。止庵对于“苦雨斋”文化遗产的解释，则有学院派所没有的情趣。陈平原的文学研究理念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但也强调人间情怀。显然，这里有章太炎、周作人、胡适等人的影子。而在汪曾祺、端木蕻良、宗璞那里，文学从说教的口号中剥离出来，民国作家的儒雅和驳杂之趣流溢在词语之间。在精神的基本构架上，《受戒》《曹雪芹》《南渡记》为代表的写作方向，与当年“苦雨斋”的知识人的状态，颇多接近之处。
有着左翼背景的端木蕻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写作中，成绩不可小视。端木蕻良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在浓浓的书卷气里，含着生命之迹刻骨的体味。他那时候正在写长篇小说《曹雪芹》，笔触里带出时光深处的云水，流动中波光百态。
曾经也受过左翼影响的宗璞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的写作里，精神跨越了早期精神的藩篱，父辈的西南联大的经验和己身所历所感，使她衔接了更为多元的思想传统。其小说多了旧式京派没有的时代感和历史感，而精神趣味则留有废名、汪曾祺相似的痕迹。长篇系列小说《野葫芦引》延续了帝都文人古老的遗绪，但感时忧国的一面也历历可见。《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接引葫芦》写得百曲回环，千云暗月。古老文化的精善秀雅之气缭绕其间，而忧患之音流淌，看出知识人的一种情怀。《野葫芦引》在大规模的历史叙述里呈现的心绪，是苍凉的，这多少与民国期间的京派已经略有不同。
其实，有着老北大传统的张中行的写作，何尝不是如此？晚年的张中行一直为普及老北大的学术思想默默笔耕。他在总结五四以来的传统时，对于鲁迅精神与胡适传统同等对待，而那些描述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废名的文字，也有很深的学理支撑。张中行既是京派的作家，也是京派的研究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所展示的古都文人的命运，让人想起古代笔记，有人从中读出《世说新语》的味道。
较之于张中行的怀旧心绪，汪曾祺对于“苦雨斋”资源的借用显得意味深长。一是文章观念的沿袭，对于六朝、晚明的文章观念有诸多心得，许多趣味是与周氏兄弟重叠的。其中一再提倡文白相间的新文体，恰是废名、俞平伯等人坚持的观念。二是对民俗学的看重，小说与散文间的方言、习俗、信仰的描述，呈现了丰富的人间图景。这似乎也呼应当年歌谣调查的遗绪。三是对于儿童学的看重，在风俗里体现童心之美。四是重新认可非正宗的儒家的价值，从更高的层面肯定原始儒学的朗健、平和之风。这四个层面的精神借用，不但使民国时期京派的传统得以重新审视，重要的是成了新京派作家克服精神痼疾的一剂良药。新京派作家的写作深化了对于“苦雨斋”传统的认识，而且那些沉睡的灵思在今人的现实忧患里被重新召唤出来。
与他同时注重京派传统的还有许多学者，其中季羡林、金克木、王世襄等的回忆文字和学术随笔，把精神路向引向文化的静观之路。为学术而学术的某些意识在他们那里得到肯定。此后，陈平原、扬之水、李长声等人的学术兴趣也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他们的阅读爱好与辞章理念，仿佛当年北平文人思想的一种回响。
重新发现“苦雨斋”的文化价值，使文学史写作的空间有所拓展。对此倾注心血的有舒芜、钱理群、张铁荣、黄开发、高恒文等。1991年，舒芜完成了《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主要是讨论了周氏“在中国新文化史、新文学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是非功过”。舒芜在面对研究对象时，感到了无力感：“周作人和外国文学，特别是和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关系，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鉴赏和评论，外国文学对他的文艺思想、文艺写作的影响，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我只是在第一篇里作了概观，没有另写专论，自揣无此学力。”舒芜在研究周氏的同时，在《读书》等杂志发表大量随笔，与张中行等人的文章，都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文坛的奇观。《读书》杂志在彼时所流行的文风，其实多属于京派的一种。比如黄裳、谷林、李长声、吴方等人的文字，无不透着博识和浑厚之气。
这种风气可说是学界转向的表现。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中对于通识教育的重视，使古典学、国学研究成为热点，其间文学教育中对于心理学、人类学、考古学资源的借用，使人们重新发现京派的逻辑起点的意义。
应该看到的是，对于京派研究有推动作用的，还有来自非学院派的作家与民间思想者。止庵、刘绪源、李长声、靳飞等，不仅是京派的研究者，也是新京派作家中的一员。他们对于“苦雨斋”知识谱系的书写，对于林徽因、朱光潜的史料梳理以及翻译思想的重读，都贡献了自己鲜活的思想。这些非学院派的作者，以良好的直觉把握了北平学人与作家的精神个性，对于相关思想的讨论每每走在学术的前沿。
不过，对于京派文学的研究，以及新京派的写作，其实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论，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认知差异的延续。围绕人性论与民族主义等，学界的争执常可以看到。王培元就对于周作人的精神多有微词，以为思想存在诸多暗区。袁良骏、解志熙等一直警惕对于左翼文学当代消解的倾向。2008年，《苦雨斋文丛》问世的时候，孙玉石就对某些京派研究提出批评，以为在京派热的背后，不能忽略左翼的价值。无疑，这些都属于正当的批评，多还在学理的层面。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道德话语与超意识形态话语的问题，也与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位不同有关。知识的赏鉴与审美的游戏性，并非都无意义。倒是启功这样的学者对于京派文人的积习有一种宽容的态度。王世襄当年的写作状态，就被个别人认为是一种堕落。启功《玩物而不丧志》一文中则为之辩护，以为在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方面，王氏非常人可及。王世襄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不是“丧志”而是“立志”。将知识论与审美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士大夫的书写中并非没有，而王世襄的审美里有现代性的东西。另一些学者如董炳月、黄开发等，对于京派的遗产，都曾以辩证的眼光视之，能够在对比中思考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态度则是十分温和的。
新京派的出现让人看出它的弹性空间的意义，不仅仅有北京本土的作家，也多外省来的青年。最为有趣的是，先锋派的一些作家也汇入这个队伍，像格非、李洱的写作，越发带有知识论与审美论的呼应，慢慢地与前人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不过，他们不是历经沧桑的学人的顿悟性写作，而是经由文学研究，由先锋派向京派传统过渡。他们向京派致意，并非水到渠成的内转，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嫁接。后来新京派的势力增强，与其说是地域性现象，不如说是学术思想对于作家的启示的结果。
格非、李洱等人对于知识的看重，有时候不亚于对于个体的生命体验的信任。他们怀疑单一视角的叙述，在多维的知识结构里建立自己的审美世界。
但也有的新京派作家警惕对于知识的泛用，他们虽然也研究学问，而在小说写作中规避现代主义的方式，也隐去知识论的趣味，而是回到古典式的写作中。典型的例子是止庵，他一方面从事京派研究，一方面也搞散文与小说的创作。所写的长篇小说《受命》，既有北京地域性的风景，在手法上也折射着海派的某些意境。止庵自己喜欢废名这类作家，但又把张爱玲的诗趣汇入文本，京海间的风气就那么自然地流入文体中。周作人与宗璞最终指向静谧之所，止庵却在静谧中进入惊魂动魄的暗河里，在不动声色里，让我们获得一次反省生命与历史的机会。
除了小说家不凡的突围意识，一批学者型的作家的随笔，也在格式上多有创意，古代辞章与新文学的语义交织，别样的体味每每冒出。李敬泽的作品是古今互动，又能高蹈于空旷之所，考古之趣与诗文之趣散出，回旋中智性之光照出认知的盲区。陈福民《北纬四十度》，学术感与诗人感在田野调查之途里熠熠闪耀。这类随笔在时间上有辽远之意，而思想之火则穿过苍茫空间暖着我们木然的神经，让世人知道曾有的存在被淹没的甚多，只有行走于旷野，方能感到天地之气。靳飞在《张伯驹笔记》里，融书画之趣与梨园笔意于一体，又能在诗词文脉里调适思想，国故之音在高楼与广场缭绕，提醒我们不要迷失于现代性的狂欢中。这些人的写作都无边界之感，他们趣味广泛，审美方式又不定于一尊，学问的感性化，思想的诗化，都远离了那些浅薄的功利主义书写者。
从京派到新京派，看得出文化的起伏的轨迹，新京派延续了旧京派许多传统，但又增多了许多前人未有的元素。旧京派的个性主义带有消极性的意味，而新京派总体是积极的，多了儒家的责任感和批判意识。旧京派与左翼传统大多是对立的，他们不屑将文学作为观念的传声筒。但新京派的一些作家是吸收了左翼文学精神的，我们从端木蕻良、宗璞、汪曾祺的文章里，看到一种叙述智慧的弹性。他们在更为开阔的视野里吸纳了前人的智慧，安宁的、不谙世事的绅士的笔法，在今天被一种现实情怀所代替。旧京派的悲剧意识多在人与文化的冲突里，像沈从文的小说带有城乡的对比色，而新京派某些小说家的悲剧则是古希腊的宿命式的，止庵与李洱都表达了不可知的命运之神对于人的摆布。这样的变化，是20世纪经验的一种反射，也是文化教育与文化研究的产物。京派与新京派自然也有自己的短板，比如过于书斋气和文人气，少有天籁之音和泥土里的气息，一些作家对于自己身份未尝没有自恋的一面，这些都难以与陈忠实、路遥这类作家更贴近大地的自然姿态相比。我们在战争年代，不易认可京派思维，而在和平的年代就会感到，它对于粗鄙、无趣的语言的消解并非没有意义。
这是肯定的：京派与新京派的经验，对于认识现代文化史与文学史，有着别类的意味。随着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新京派的空间可能更大。批评界与学术界对于这类书写曾经有过疑问，提出批评的人也不在少数。在唯道德的话语里，不太容易理解这类的文本。由京派而演化过来的新京派，其未来不可限量。只要回望这四十年间的历史，当会感到，水流过的地方，绿色是不会消亡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摘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6期，原文约10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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