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往事：冰冻北国情 | 增利你在哪里？

前些日子把一篇当年香港回归时的征文贴上去了，不曾想无意中找到了我初中时的一个小华侨同学。如今又提起了笔再说起这个寻人的故事，却令我沉重的不能自己。

增利，大名熊增利，是我高中的同学，也是北大荒的战友。每每想到他，我都会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自责和愧疚。

我和增利的相识是在我们都升入高中之后。在开学后语文课的第一次作文讲评时，我和他的题为“忆儿时”的作文双双成为全班的范文，并被老师当众宣读，由此我们走到了一起。在以后的交往中我逐渐发现他的文学功底相当深厚，知识面极为广泛。他博览群书，文学作品的阅读量非一般人可比，他记忆绝佳，口才又极好，兴致所至可以旁若无人，口若悬河，涛涛不绝。当年他被同学们誉为大文豪。入学后他居然被推荐成我们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通过接触我逐渐发现他自身有着致命的弱点。自由散漫，不拘小节，大有中国传统文人那种桀骜不驯，放荡不拘的个性，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并患有严重的鼻炎，书桌里面总是一堆鼻涕纸，他还是个深度近视，鼻子上永远架着两支酒瓶底子。他为人单纯没有什么心计。由于这种弱点导致了他在北大荒的人生悲剧，这些都是后话了。因此我对他担当此任执怀疑态度，他说这是因为他在初中那个不知名的学校当过学生会主席的缘故吧，他对这些没有什么兴趣，他的志向是要成为一名作家，至少也是个诗人。高中三年如逝水般流去。文革当中他是个逍遥派，不管外面如何风吹浪打，一心只读他的圣贤书。时光荏苒，转眼上山下乡的高潮席卷，我在驻校军宣队的动员下怀着复杂的心绪参加了赴北大荒的队伍。当我环顾四周，我曾经的同窗好友一个个失踪了，任你千呼万唤都躲着不见我。无可奈何我想到了增利，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跟我作个伴到北大荒去。于是，我找到久居家室，足不出户的他，他开始态度十分坚决，不肯报名。无论我如何死缠烂磨他就是无动于衷，无可奈何之际我忽然想到他曾经有过的作家梦，于是我把北大荒描绘得诗情画意，美妙无比。并且信誓旦旦地许诺他，一定帮他收集素材让他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他终于动心了，乘热打铁，我立刻陪他去迁户口，他是继母，父母不太管他的事。当那户口本上印有他名字的地方被一颗注销的红印盖上之后，我终于松了口气。晚上回到宿舍我却展转不能入寐了，我虽然找到个伴，陪我一块到北大荒了，但是对于增利是合适的选择吗？他的那些如前所述的致命弱点能适应北大荒吗？当年我们已经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雨，多少已经比较成熟，对于社会的世态炎凉是有所认识的。我开始后悔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有点太……..。潜意识中我希望他能打退堂鼓。果不其然，第二天一大早增利来找我。磨磨叽叽的欲言又止。我猜出来了，坦然地告诉他不想去就不要去了。我不会抱怨他的，我们还是好朋友，以后多联系。他悻悻地走了，我怅然若失。

1968年6 月15日上午10点38分列车开动了，突然欢送的人群一阵骚动，增利从拥挤的人群中冲上了列车，他的父母跟在后面将他的行李推上了车，增利泪流满面，我们不知所措的安慰他，直到列车驶出很远很远，他才止住哭声，道出了原委，最后还是他的父母动员他来了。

经过了两天两夜的火车，17号我们到达宝泉岭农场，第二天分到了生产队，因为他后来改变的原因，我们一帮男生分到了七队（后来的六连），他分到了九队（后来的八连）身边没有一个好朋友。这又为他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初绐，我们非常自由，没有什么繁重的农活，北大荒原始的风貌激动着我们年轻的心，那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那朵朵点缀其中的黄花，那清澈见底透着原始野性的嘟噜河、梧桐河，让我们这些来自大都市的文学青年陶醉在其中。我和增利两个生产队距离并不远，我们经常往来，他常常就住在我们那里。晚上遥望夜空我们会诌出许多诗来，增利哼哼叽叽地唱着，说是配乐诗朗诵。好景不长，随着冬季的到来，知青的大量涌入，加之逐渐繁重的劳作，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往来渐渐变少，只有周未走动一下。后来我离开了六连，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少。

大约是六九年的春天，我听说他病了，于是赶紧赶到连队去看他，几经周折找到他的宿舍，推开房门我惊呆了，乌黑的房间里乱七八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臭气，我半天才看清在一面炕上躺着个人，见有人进屋，那人坐起来，我看到了蓬头垢面的增利，人比往常更加黑瘦。他摸索着戴上眼镜，见是我，一脸的茫然。我们相顾无言，我拉他起来一起打扫了房间。时近中午增利说给我打饭去，乘这机会我找到个认识的同学。才知道增利因为口无遮拦触犯了许多当年忌讳的敏感话题受到了连里的批判，加上他生活邋遢又“好逸恶劳”，别人歧视他，戏弄他，没有人和他住在一起，他索性破罐子破摔泡起病号来了。面对眼前的现实我只能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安慰他。分手以后，每每遇到那个连队的熟人我都有要询问增利的情况，然而增利的情况愈来愈不妙了。先是说他又牵扯上了什么什么问题被送往十连劳动教养（听说），再后来说是他真的生病了，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了消息。

大约是七二年又一个春天，增利不知怎么打听到我在二十五连，他居然找到了我。我惊喜地握着他的手，我要知道他的一切，他平静地述说了自己的经历。他后来患上了青春期精神分裂症，被送到医院（是北京还是兵团医院已经记不清了）在病情缓解后他回来了。果然看上去他脸色苍白，似乎胖了不少（后来知道那是他服了大量激素的原故）。当晚我极尽所能地招待了他，临别时他给我一本俄华辞典。看我一脸的不解，他道出了原委。原来在来北大荒之前收拾行李时增利陪我去把多年积累的教科书卖掉。在临卖时增利从中拿了本俄华辞典，说是替我保存。没想到在连队时因怕涉嫌里通外国被他给烧了，这次回北京专门找了本还给我。还说这辞典幸许以后能用着。我捧着那本辞典无限悲哀地目送他走了。这本辞典至今被我保存着，它伴我复习俄文考职称。还真是派上了用处。

以后我离开了北大荒，就此与增利彻底失去了联系。以后的日子在迷茫中艰辛地摸寻着自己的路。当一切都安定下来之时我有了心绪去追忆在北大荒的岁月，我想到了增利，借着每次去北京开会的机会，逢熟人便打听增利的消息，却每每让我失望。记得他家曾住在北京的左家庄，也去过那里早已经旧貌换新颜。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唯一可以让人欣慰的是听说他病退回北京了。前些日子和过去的老同学郭健通了电话他也不知道增利消息。我曾经无数次的在报刊杂志上寻找增利的名字希望他的大名出现在作者的行列。然而增利如石沉大海，消失的无影无踪。如今我和增利已到了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岁数。回忆往事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