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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将总能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
以赛亚·伯林（1909年-1997年），英国哲学家，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牛津大学教授。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以对政治和道德理论的贡献而闻名，代表作有《概念与范畴》《自由四论》等。
以赛亚·伯林在与人交谈时经常炫耀他的交游之广，游历之远，探索之深。他无疑是一个善于推销自己的人，有着漂泊者惯有的机智、风趣与狡诈。
他对俄国革命的驳斥是确切的：“时机未到的暴动必使旧制度的恶习在新制度中改头换面地重新出现”，在谈及自然主义时他是清醒的：“把自然界说成是协调而美好的，这并不符合事实”，他的政治学说是大胆的：“19世纪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力图解释法国大革命所犯的错误。”
作为一个擅长标新立异的人，以赛亚·伯林同时是圆滑而又真诚的。
在论述屠格涅夫的时候他说：“托尔斯泰所描述的农民是用纸糊成的理想化的农民，屠格涅夫描述的农民绝对是真实的农民。他嫉妒他。”说到启蒙在革命时的重要作用时，他认为：“不能用监牢的砖头为民众盖一所自由的房子。”
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历经世事而仍能保持理想关怀的可贵。他援引赫尔岑评价俄国革命的话说明民众解放的艰难状况：“费加罗有一套仆人的制服，他脱掉这套制服便是一个自由人。但是对这些人来说，费加罗的制服是他们皮肤的一部分，他们脱不掉这套制服，他们生就是仆人的命。”
02一元论与多元论 本文由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以赛亚·伯林是一个多元论者。他推崇马基雅维利，认为他是第一个这样的思想家：“他认为至少有两种生活方式，人们可以选择过其中的任何一种，或者在现世或者在来世寻得拯救，但这二者是互不相容的。”
在评价反启蒙运动的贡献时，伯林认为反启蒙运动对欧洲思想最大的影响是确信科学和理性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于一些焦点性的价值问题——伦理的、审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可以有不止一个正确答案。
伯林反对进步史观和历史决定论。
伏尔泰说，“历史是理性、知识和艺术品创造不断进步的过程，有时被可怕的干扰所打破。突然陷入野蛮状态，比如中世纪基督教的迷信。”伯林认为这种逐步的进步是不存在的，甚至进步本身都值得怀疑。以哲学为例，伯林谈到“哲学不是一种累积性的学科，古代那些基本的哲学思想、观点、理论和见解现在仍然是哲学的中心内容。”因而用一种解释替代另一种解释，并不能说是一种进步。
在谈到一元论的影响时，伯林首先认为，“人类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生活的问题），不可能全部求得完满的解决，这不是因为实际上有困难，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这些价值本身在概念性质上都是有缺陷的。”
伯林援引柏克评价法国大革命的观点说明一元论的危险：“想要以抽象的观念和理想的名义来颠覆根深蒂固的传统，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否认根本变革的可能性。以真正人性（卢梭）的名义进行革命是荒谬的，令人厌恶的；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一个核心，人性是不断生长的，不是静止不变的，也不是何时何地都保持同一。”
03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 本文由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伯林引用维柯的观点来区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维柯《新科学》认为，“就人类来说，我们能想象和洞察是什么原因使人想要他想要的东西。我们能识别的这种‘理解’跟科学或常识所说的‘懂得’是不同的。”伯林以为这就是后来狄尔泰所说的“理解”不同于“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主张“真实的东西就是被制造出来的东西。”
伯林主张浪漫主义艺术是德国人的创造。“人们读了浪漫主义的作品之后觉得，有些答案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创造的。准确地说，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创造的。”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由此产生的：“人们过去和现在的所思所行之所以是这样，那是因为他们信仰某种理想、某种生活方式，而这全是由于那是德国的，是他们自己的。” (按：帕累托在《普通社会学纲要》中说道“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命题：‘这些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这样信仰的。’这个命题真实性极小，几乎总是错误的。相反的命题：‘人们这样信仰，是因为他们是这样做的。’这个命题一般包含了较多的真理，但太绝对了，也有错误。）
在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上，伯林认为，“强烈的民族主义不过是耻辱心理的表现，高度发达的民族不会产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对伤害的反应”，而在其影响上，伯林肯定地说“民族主义对一切事物均构成威胁。”
04平等、自由与专制本文由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在平等与自由的关系理解上，伯林认为平等会妨害自由：“一视同仁和绝对平等意味着压制了拔尖人物的自由。”而这最终将导致整体衰败，反过来也是如此。在对自由的认识上，伯林区分了两种自由：积极自由即指“我有想做任何事而不受限制的权利”；而消极自由则指“我有选择做任何事的权利，并为之承担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责任。”
在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上，伯林认为政治民主是保证个人自由的重要前提，但简单的多数民主将造成对少数自由的戕害。因而民主不是一组可以罗列在一起代表某种美好理想的词语，它们自身就是充满悖论的。对民主、平等、自由等概念的不加审视的滥用将使专制变得容易接受。模糊的定义使得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以及怎样实现它。于是造成伯林所说的“极权主义国家声称他们才有真正地自由，这简直是对自由的无情地讽刺。”
在对专制国家的认识上，伯林引用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如果你要有一个稳定的强大的国家，你就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比如说，保持老百姓的穷困状态，不惜为非作歹等等。”伯林评价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时说：“在极权主义国家，不是让人们回答问题，而是竭力防止人们提出问题，基本的方法就是压制他们。你作出教条主义的回答，如果他们不接受，你就要让他们保持沉默。”
05思想何为本文由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哲学的最重要价值在于提出问题并探索其解答，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值得追问。有些问题只是表述的问题，以相对主义为例，“对相对主义的异议之一是，这种命题本身不能被判定为客观的。”
而另有些问题只是条件的问题：“哲学来自于引起疑问的各种观念的冲突。观念来自于生活，生活变化了，观念也会变化，冲突随之变化。冲突滋生困惑，但是，当生活变化时，更多的困惑在没有获得解答之前就枯萎了。思想因营养不足而枯萎较之通过争论而被驳倒要快得多。”
在回答拉明·贾汉贝格鲁“思想何为”的问题时，伯林引用一位牛津大学的哲学教师的话：“我要告诉你们，在我这门课中，我说的东西，对于你们要训练的技能，不管在哪方面都没有丝毫用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从头到尾听完我这个课，你们将总能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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