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央公园对土地价值的长远影响是什么？
如果在你所生活的城市有一个纽约中央公园一样大小的城市公园，那会是怎样的场景？这个公园的长度为4公里，宽度为800米，面积有340公顷，可以装下472个标准足球场。如果你生活在广州，那么这个公园将从广州东站一直向南延伸到海心沙，宽度则横跨目前的珠江新城；如果你生活在上海，那么这个公园将从豫园一直沿着淮海路往西直到常熟路，而其宽度则与上海人民广场相当，并且能够放下23个人民广场。
无论哪座城市有如此宏大规模的公园，那么这个公园足以成为城市的象征。在今天纽约的曼哈顿岛中央，中央公园沿着水平方向恣意地摊开在摩天大厦的环抱之中，公园内的自然景观的安宁静谧与周围的喧嚣嘈杂构成了一幅当代超大都市对立统一的图景。今天卷宗书店将以纽约中央公园的形成过程来阐述这对立图景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它对周围土地的升值作用；它为混乱工业城市带来的生态功能以及在其背后所展现的“公园属于公众”的思想。
在《癫狂的纽约》一书中，库哈斯将纽约中央公园形容为“合成的阿卡迪亚魔毯”[1]。魔毯铺设在纽约曼哈岛中央，南起59街，北抵110街，东西两侧被著名的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西大道所围合，步行道、草地、树木、森林、湖面镶嵌其中，庭院与露天剧场、溜冰场和回转木马、动物园和餐厅，电影院和剧院、运动场和美术馆等诸多设施遍布其中。著名景点包括：戴拉寇特剧院（Delacorte Theater）、毕士达喷泉（Bethesda Fountain）、保护水域（Conservatory Water）、眺望台城堡（Belvedere Castle）、小野洋子为了纪念其夫约翰·列侬而建的草莓园（Strawberry Fields）和绵羊草原（Sheep Meadow）等，也是众多影视剧取景的圣地，每年有2500多万游人进入公园，这是一座非凡的公园。
[1] [荷]雷姆·库哈斯著，癫狂的纽约[M]，唐克扬译、姚东梅校，三联书店，2015. P31
上图：草莓园
中图：绵羊草原
下图：园中最大的林地景观，北树林
贝塞斯达喷泉顶上的水之天使雕像 是女同性恋雕塑家艾玛·斯特宾斯 (Emma Stebbins) 1860 年代的杰作，也是纽约市女性最早的公共艺术作品。
对于纽约中央公园，一直以来有着两种不一样的评价：一方面它被称作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公园，是美国其他城市公园建设的典范，它的建成不仅使城市公园成为城市中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也成为政府公共事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它被评价为人为地将自然抽离其原有情境，通过塑造出重组压缩的景观系统，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蔓延推波助澜。对纽约公园评价的背后缠绕的是公园对于土地和城市的意义究竟如何，对此，如果要客观地回答这个问题，恰当的办法是尽量返回到其诞生的初始条件环境之中，对其产生与发展的动力进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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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位于哈德逊河口，濒临大西洋，最早的居民点在曼哈顿岛的南端，经过欧洲人的几经转手，荷兰人、英国人都相继离开了这片土地，在独立战争时期，它成为了乔治·华盛顿的司令部所在地和美国的临时首都。1800年前后，曼哈顿建到了26街。在1811年纽约的“特派专使”规划交付之时，纽约的建成面积不到2万平方公里，是一座拥有9.6万市民的繁荣港口。那一年是中国的嘉庆十六年，林则徐考上了进士，曾国藩在年底出生。
19 世纪亨利·哈德森 (Henry Hudson) 的 Halve Maen 受到土著印第安人欢迎的插图 来源 - ©2020 Waterfront Alliance。
早期纽约作为一个小渔港存在
为了面对城市可能的发展，1807年纽约城市议会任命了三名“特派专员”并赋予他们“专有的规划街道、马路和公共广场的权力”并指出“只要他们认为对公众有利，他们可以确定街道、马路和公共广场的位置，并确定它们的宽度、范围和方向，他们还可以决定关闭一些街道……不管议会是否接受这些决定”[1]。这三名专员是有着测绘背景的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西蒙·德维特（Simeon De Witt）和约翰·拉什福德（John Rutherford）。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他们和地理学家兼土地测量员兼秘书约翰·兰德尔（John Randall）一起完成了曼哈顿岛的街道网格测量，整个规划在1811年的3月22日完成。规划委员会最终选定了一份简单、规整，但有些乏味的总体呈网格状的规划方案，覆盖了曼哈顿岛整个15平方公里的区域。
[1] [美]什洛莫•安杰尔著，城市星球[M]，贺灿飞、陈天鸣等译，科学出版社，2015. P19
伟大网格计划，greatestgrid ©️纽约市博物馆
在这份规划中，曼哈顿旧城保留了原样，东面的休斯顿街、中间的第八街和西边的第十四街以北的土地被12条纵向的大道（Avenue）和152条横向的街道（Street）划分成了2028个长方形的片区。每个片区宽约70米，长度200至300米不等，在每个片区之中又被划分为若干个更小的长30米宽8米的地块以便于出售和开发。
纽约城市规划的重点在于良好的使用功能，而当时他们认为方格形式的城市最适合人居住，其建造也更为便捷，因此这种朴素简单的规划效果将是决定性的。该份规划还对城市中预留公用土地持否定态度，虽然计划有修建一座市立蓄水池、一个城市广场以及若干小型广场，但不包含任何绿化空间。规划专员们认为这份规划的优点在于：它为曼哈顿房地产的“购买、销售和利润获取提供了便利”，被整齐划分的方格赋予了纽约地产政策一种开诚布公的简洁和一种公证的立场，而且“它试图努力地调和讲求公正的共和主义和追求投机的自由主义之间的矛盾需求”[1]。
[1] [法]弗朗索瓦•维耶著，纽约史[M]，吴瑶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P36
曼哈顿第二大道，1861 ©inhabitat.com
由此，纽约以“开放式方格”（Open-grid）为其发展蓝本，沿着方格这种简单的规划标准向外延伸，土地交易便利，城市扩展迅速。网格化的曼哈顿是实用主义的胜利，它是“逆巴黎，反伦敦”[1]的。网格化的城市规划使得整个曼哈顿处于匀质的状态，各种土地背后的资本角力都在网格限定的街区内发生，“城市成了一幕幕生活剧的马赛克拼贴，每一块都有自己的生命历程，通过网格相互角力和应和。”[2]
网格式规划对于自然地理的抹除是无灵魂的设计方式，这在后来遭到了反思，但另一方面在当时它却为容纳纽约中央公园留下了灵活性。
[1] [荷]雷姆•库哈斯著，癫狂的纽约[M]，唐克扬译、姚东梅校，三联书店，2015. P28
[2] [荷]雷姆•库哈斯著，癫狂的纽约[M]，唐克扬译、姚东梅校，三联书店，2015. P30
上图：《从华尔街看东河》（Wall Street Showing East River），Berenice Abbott，1938年
下图：伟大网格计划虽然有乏味之处，但也为纽约中央公园的到来提供了弹性空间
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纽约网格规划对城市公用土地否定的观点很快遭到了考验。从18世纪晚期开始，工业革命将自然的封闭性地理空间打破，交通发展和社会需求使得人们频繁流动在乡村和城市间，现代城市逐步成形，并吞噬着乡村生活，其标志是伦敦和巴黎。19世纪30年代，在欧洲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美国社会开始了由农业向工业化的转变。依靠移民的廉价劳动力和技术发明，美国的工业首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北部地区发展起来，进而通过运河和铁路的连接，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推动至中西部地区。
纽约在这一过程中首当其冲，航道、铁路将纽约与中西部连接起来，大量移民开始涌入这座城市，1821至1855年间，纽约市的人口增长至原来的四倍，曼哈顿岛则拥有4000多个制造业工厂。南北战争前夕，纽约的进口贸易份额占到了整个美国进口总量的2/3，出口份额则占1/4并持续增长，贸易的发展带来的是码头、货舱、批发中心、商业街、专类批发市场和商店零售业的整体持续繁荣；进而带动城市金融地位的提升，各类与资金相关的服务公司开始在华尔街汇聚；更进一步地，曼哈顿岛的周边开始形成环状的工业区，以承载需要大量空间的机械化工业生产。纽约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和集金融、贸易、旅游与文化艺术于一身的国际大都会，然后便是1811年纽约规划中缺少城市公共空间的矛盾的暴露。
19世纪纽约城市中黑帮,卖淫,贫困发生着
随着城市的扩张，一方面是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城市不断向开放空间的蔓延；另一方面，拥塞与杂乱、照明缺失、卫生条件恶劣、城市传染病流行等等则使得城市环境与卫生问题不断凸现。如果要想象纽约当时的场景，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纽约黑帮》是不错的脚注。那时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在纽约码头书写着争地夺食的粗暴故事，他们的争夺发生在肮脏、潮湿、昏暗且气味难闻的纽约，也是充满了无限可能的纽约。市民对新鲜空气、阳光以及公共活动空间的要求成为纽约政府的当务之急，因为改善城市公共环境此时已经与保持城市持续繁荣息息相关。
在工业化城市发展和城市环境的矛盾方面，英国的问题暴露得更早，其解决方案也给美国提供了借鉴。英国利物浦市政府于1843年收购一块不适合耕作的荒地，用以建造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公园——伯肯海德公园（Birkenhead Park）。伯肯海德最终以公园周边土地的出让收益超过整个公园的建设费用和收购土地费用之和而成功，公园绿地对周围土地价值的提升得到了呈现。
上图：尽管公园尚未正式开放，但公众已经开始使用它，并于 1846 年成立了伯肯黑德公园板球俱乐部
下图：利物浦伯肯黑德公园
纽约的城市绿地的开辟起初主要通过景观墓地的营造。1838年，曼哈顿岛东面的布鲁克林在俯瞰纽约湾的格瓦努斯高地上建造并开放了格林伍德（Greenwood）墓地，为游客和市民们提供了在精心改造的自然之中进行聚会和沉思的场所。然而这并不足以填补纽约城市中心缺乏公共休闲空间的需要。在看到英国公园的成功案例和一系列社会舆论准备之后，时至1851年，在富商们的建议下，纽约市通过了“第一公园法例”（First Park Act），准备建造中央公园。经过了“大集中”还是“小分散”的争论之后，体现“大小与城市相衬”的“中央公园”方案被确定了下来。
布鲁克林的格林伍德（Greenwood）
1853年，纽约州议会把从59街到106街的7000亩（2.8平方公里）划为兴建公园的地点，并开始了征地和补偿工作。1857年纽约市成立了中央公园筹建委员会（Board of Commissioners），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1822-1903）被任命为中央公园的建造总监。次年，奥姆斯特德和考佛特•沃克斯（Calbert Vaux）的方案（Greensward）从35个备选方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央公园的实施方案，并扩大了公园的用地范围。
在两位设计师的设计理念之中，中央公园应该是“纽约这片砖石和灰浆的沙漠里的绿洲”或者是“另一个阿卡迪亚”。[1]它带给人们以田园牧歌式的景象，与城市人工环境隔开，用“自然景观”抵消城市带来的疲惫与伤害，陶冶人们的心灵，增进群体间的交往。1862年，公园初步建成并开放，受到了纽约市民的热烈欢迎。1863年公园的草坪和马车驾驶项目开放后，接纳了400万名游客。在南北战争期间（1861至1865年），中央公园不断向北扩建，直至1873年完工。公园以分离式的交通体系作为骨架，人行道、马车道和观光道各成体系，并设计有4条下沉式贯穿公园东西的车行道，避免与城市交通交叉干扰。公园里除了草地、树木、森林、湖面等自然景观外，还设有露天剧场、餐厅、溜冰场、美术馆等诸多设施。
[1] [法]弗朗索瓦•维耶著，纽约史[M]，吴瑶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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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格林斯沃德计划，1868 年
从公园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效果来看，中央公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公园最初的设计建设费用超过了1600 万美元，一度遭到广泛的公众质疑，但到了1866 年时，中央公园却能每年带来超过 300 万的收入。在建成后的几年内，中央公园有效地促进了纽约私人马车和公共马车数量的增加，每年1200万的游客带来了人流、消费和活力。很显然，纽约中央公园起到了加速了曼哈顿城区的功能转型的作用。随着纽约逐步发展成为国际超级大都会。
1930 年左右中央公园的鸟瞰图。该公园完全是人造的，但这里生长着数百种树木和其他植物。保护协会在修复工作中优先考虑保护公园的自然景观。
如今有超过50万人居住在距离中央公园步行10分钟的范围内，超过120万人居住在距中央公园半小时的公交或地铁车程范围内。除了提供工作岗位和通过园内经营部分创造价值外，纽约中央公园作为“城市绿肺”为纽约的城市健康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开创了POD（公园导向开发）开发模式的先河。根据纽约Appleseed咨询公司为中央公园保护协会提供的《中央公园对于纽约市经济贡献的评估》报告统计，在2014年纽约的城市税费收入中，归属于中央公园自身及其正外部性影响所创造的价值总额约为10.45亿美元，占到全市收入总额的1.82%。[1]
上图：在中央公园北部的湖上划船。©️ Unsplash，Harry Gillen
中图：赫克歇尔球场 (Heckscher Ballfields) 由六个垒球场组成，周围环绕着成熟的树木、令人印象深刻的岩石露头和中央公园南端的市中心天际线。
下图：纽约中央公园的湖岸沿线
城市沙漠中绿洲的建造，带给了纽约自然的绿意以及巨大的收益，但在这片绿洲设计的最初，纽约中央公园的出现还抛出了一个社会问题，即公园属于谁，对这个问题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者奥姆斯特德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奥姆斯特德被后世誉为美国景观设计之父，在其职业身份之外，他首先是一位环境正义的倡导者，而这恰恰是自19世纪末美国风景园林学科成立以来的核心价值。
[1] 鲁世超，纽约中央公园：建设公园城市的一堂必修课，城市开发[J]，2022年07期，p83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Frederick Law Olmsted) 参观了伯肯海德公园后，对其民主理想印象深刻。他创造了“人民花园”一词，并最终根据伯肯黑德公园的社会和经济模式设计了纽约中央公园。
1870年，奥姆斯特德在美国社会科学协会（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会议上宣读了《公园与城市扩展》（Public Parks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owns）一文。该文提出了以城市主要花园（main garden）通过干线（trunk line）连接城市建成区和规划区，以建设“开放型城市郊区”的规划理念。而这次雄辩的发言之中，更让人动容的是他对于环境正义的倡导。诚如地理学家唐·米歇尔（Don Mitcell）所言，景观在其高级的图形美之下隐藏着各种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即景观在根本上是与权力和资本相关联的。而在奥姆斯特德的价值观中，公园作为各种公共空间类型的组合应该“服务于所有阶层”，公众拥有平等地享受风景的权利。他说道：
所以尽管在早期，纽约中央公园的使用情况并不尽如意。一方面公园是作为拥有200万城市人口的市区中心规划设计的（到19世纪末，纽约市人口达到了185万），另一方面则是距离、交通工具和费用的缘故：从人口中心区到公园的中心有四英里的距离；还没有火车运输，其他的交通方式都是间接而且非常不舒适的，或者太昂贵了；对于大多数市民的日常实际用途来说，公园等于是在一百英里以外；数十万人从未来过这个公园，更多的人只是在星期天或节假日才来公园；对城里的孩子们来说，公园的使用率应该是最高的，但也只能在节日和假期来公园，还因此必须支付往返车费。[1]但即便如此，1866至1870年间，有超过3000万人拜访过纽约中央公园。通常每天会有5万到8万的人步行来到公园，会有3万人坐马车来到公园，还会有四到五千人骑马来到公园，也许是因为在公园中，当压力、污垢、隔阂的阴影被分解在树荫下时，公园开始属于公众。
[1] [美]F•L•奥姆斯特德著，美国城市的文明化[M]，王思思译，译林出版社，2013. P61-65
上图：1902年，人们来到纽约中央公园 ©️美国国会图书馆
下图：1965 年左右，人们聚集在国际象棋跳棋屋的游戏桌旁。奥姆斯特德提出了“公共绿地”必须始终向所有人开放的著名主张
上图：纽约中央公园游乐场，1942 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
下图：在纽约中央公园，孩子们和成年人带着羊群在“绵羊草地”上，大约拍摄于 1900 年至 1910 年之间。
*结语：
任何空间的背后都存在着利益的博弈，更何况是纽约中央公园这么大的城市公共空间。在它建成至今的150年中，公园经历了自精英主义式的游赏向开发型市民公园的转变，经历了观赏性草坪景观向公众集会场地的转变，也经历了保守主义者所认为的“乡村休憩所”向充满笑声与活力的儿童游戏场的转变，更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郊区化导致的公园衰败向80年代“中央公园保护协会”接手中央公园的日常运营的转变。而这一切发展给城市带来的益处都来自建立公园的远见之举，以及它始终面向“公园属于公众”的方向。
如今在中国，建设低碳城市、公园城市正逐渐成为广泛的共识，纽约中央公园带来的启示无疑是巨大的。城市问题的着眼点也许不是十年或二十年，而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胸襟与判断。奥姆斯特德的话历久弥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决定的所作所为要对未来一千年负责。[1]
[1] [美]F•L•奥姆斯特德著，美国城市的文明化[M]，王思思译，译林出版社，2013. P48
撰文：朱晔
编辑：刘晋源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