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2022-2023年《中国工业经济》以“绿色”为主题的实证类文章，重点关注每篇文章的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旨在帮助读者了解当前绿色发展领域的研究现状。

导读

文献一：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文献二：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与企业绿色专利再配置

文献三：绿色金融助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博弈动态分析和实证研究

文献四：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与企业绿色专利再配置

文献五：低碳转型冲击就业吗——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经验证据

文献六：环境信息公开、成本冲击与企业产品质量调整

文献七：金融驱动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于跨国数据的动态演化分析

文献八：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吗——基于外部约束和内部关注的视角

文献九：数字赋能、数字投入来源与制造业绿色化转型

文献一

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王永贵（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李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 以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基于 2010—2017 年中国 A 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均对政府研发补助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现有研究中关于政府研发补助和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 存在的不一致，同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的探究，丰富了有关政府研发补助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政府研发补助；策略性绿色创新；实质性绿色创新；环境规制；环境关注度

研究设计

被解释变量：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本文以企业绿色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度量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的指标，以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度量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政府研发补助。本文基于上市公司年报中财务报表信息附注下的“营业外收入”项目，通过手工方式 收集整理政府研发补助的金额并取自然对数。其中，政府研发补助包括含有研发、技术、创新、科 技、知识产权等关键词的财政补贴、创新奖励、扶持基金等补助形式。

调节变量：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的环境关注度。本文利用各省份的污染治理投资额与各省份的工业产值的比值来度量外部地区层面环境规制的强度，基于内容分析法度量管理者的环境关注度，即当企业环境报告书中有对应指标的描述，最终管理者的环境关注度的取值为所有指标的评分总和，最高值为3分。

其他控制变量：企业成立时间、企业规模、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成长性、历史绩效、市场势力、财务杠杆、CEO政治关联。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主要通过查询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提供的目标企业的专利申请、专利授权相关数据，同时结 合绿色专利IPC分类号，手工筛选并整理出目标企业每年申请的非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和发明绿色专利数量；核心解释变量政府研发补助基于上市公司年报中财务报表信息附注下的“营业外收入”项目，通过手工方式收集整理政府研发补助的金额并取自然对数；环境规制数据来源历年发布的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文献二

税收激励会促进企业污染减排吗
——来自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经验证据

吕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张昊天（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薛进军（日本名古屋大学—中创碳投碳中和创新联合实验室、碳排放权交易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赵旭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摘要：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关键内容。本文以2004—2009年中国增值税转型改革为制度背景，研究了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污染排放这一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刻画增值税转型改革这一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制，并分解出研发创新效应、清洁生产效应和规模扩张效应三条路径。接下来，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该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从机制分析看，增值税转型改革会激发企业投资活力，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和清洁生产，从而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并且，增值税转型改革会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表明税收激励的减排效应并不以限制企业规模化发展为代价。同时，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减排效果对于民营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来说更为突出。此外，增值税转型改革不仅促进了在位企业的污染减排，还导致高污染排放企业退出市场，促进低污染排放企业进入市场，从而降低了整体污染排放规模。本文丰富了绿色发展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为通过科学合理的税收激励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税收激励；增值税转型；污染治理；绿色税制

研究设计

被解释变量：取自然对数的企业污染排放规模。将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中汇报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烟粉尘排放量、化学需氧排放量、氨氮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这六项污染物排放物指标降维，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企业综合污染排放强度。

核心解释变量：该企业所在城市—行业是否施行增值税转型改革

其他控制变量：企业生产率、企业人员规模、企业经营年限、企业融资能力、企业资本密集度

数据来源

本文在实证研究中主要使用到两个大型微观数据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考虑到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时间区间为2004—2009年，为包含尽可能多的信息，本文选择研究样本的时间区间为2000—2012年。

文献三

绿色金融助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博弈动态分析和实证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6期

周肖肖（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贾梦雨（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赵鑫（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摘要：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绿色金融是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金融制度安排，探索其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决策、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对于践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考虑企业异质性，构建“银行—污染企业—非污染企业”三方主体的演化博弈动态模型，刻画了绿色金融激励下污染企业和非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差异化行为的决策机制。基于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前后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和演化路径，并分析了政策的作用机制和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有效激励企业选择绿色技术创新策略，相对于非污染企业，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表现更加突出，但绿色创新质量提升不明显，原因在于绿色信贷差异化影响银行主导的外部融资约束。机制分析发现，绿色信贷主要通过增加流动性债务融资和企业利润来促进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有效推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但不利于民营企业和小型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本文有助于全面理解绿色金融制度设计的微观作用机理和差异化影响效果，为优化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有效助推绿色创新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

关键词：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绿色技术创新；演化博弈；企业融资

研究设计

被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表现，以企业申请绿色专利数量、绿色发明专利、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量三个维度进行度量

核心解释变量：绿色信贷政策和企业属性的交互项

其他控制变量：托宾Q值、企业绩效、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账面市值比、企业规模、企业成熟度、固定资产比等

表1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专利及其相关数据，研究《指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对原始样本进行预处理企业绿色专利的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企业其他方面的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文献四

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与企业绿色专利再配置

《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2期

袁礼（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周正（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摘要：通过技术交易实现绿色专利在企业间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够利用市场机制释放能源要素价格信号，但其在引导绿色专利再配置时发挥的根本性作用尚未得到重视。本文以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作为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自然实验，结合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专利数据库，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激励异质性企业的绿色专利再配置。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能够增加绿色创新企业转让、许可的绿色专利数量,强化其作为绿色专利“生产者”的地位，增加混合创新企业受让和被许可的绿色专利数量，以及非绿色创新企业被许可的绿色专利数量，使两类企业成为绿色专利的“消费者”，从而激励异质性企业的绿色专利再配置。在进行异质性效应处理等稳健性检验、结合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缓解试点选择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成立。本文还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诱致的绿色专利再配置效应能最终实现污染减排，且这一再配置效应在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更完善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更高的地区更加显著。本文研究为完善以碳市场为主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和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排污权交易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专利交易；再配置

研究设计

被解释变量：绿色专利交易

核心解释变量：2007年开始逐步实施的 SO2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以政策试点虚拟变量表示

其他控制变量：企业所有权、企业年龄、企业内源融资、企业的流动性、企业规模、行业竞争程度、全要素生产率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1998—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涉及工业企业的法人代码、企业名称及反映企业特征的相关指标。专利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incoPat全球专利数据库，包含所有在中国境内申请与授权的专利数据信息。

文献五

低碳转型冲击就业吗
——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经验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5期

王锋（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葛星（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摘要：绿色低碳转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其必然会对经济体系的诸多领域产生影响。其中，中国持续推进的低碳转型在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同时是否冲击了就业?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在探析该政策对就业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7—2019年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该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水平；相对于非试点城市的企业，该政策的推行使得试点城市的企业就业平均增加约5.1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产出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这两种机制促进了企业层面的就业。该政策通过产出效应同时促进了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同时，该政策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增加了高技能劳动者就业，但对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年龄的企业、不同产业以及不同碳强度的行业中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为在低碳转型过程中稳定居民就业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低碳城市试点; 低碳转型; 就业; 产出效应; 要素替代效应

研究设计

被解释变量：城市c在t年的碳排放量、城市c在t年的就业、企业i在t年的员工就业人数。三个被解释变量分别用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城市在岗职工平均人数的对数、企业员工总数的对数来表示。

核心解释变量：城市c在t年是否实施了低碳城市试点的虚拟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 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能源结构、城市工资水平、消费水平、企业销售费用率、所得税费用、成长能力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7—2019年为研究区间，选取中国287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其中，有121个城市为试点城市，166个城市为非试点城市。被解释变量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China Emission Accounts ＆ Datasets(CEADs)，城市就业水平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文献六

环境信息公开、成本冲击与企业产品质量调整

《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3期

祝树金（1）李江（1）
张谦（1）钟腾龙（2）

1.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2.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摘要：本文将环境信息公开作为外生的环境成本冲击，纳入产品质量内生决定的局部均衡模型，考察其对企业产品质量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受到成本冲击时，企业会根据其产品质量的高低进行差异化的质量决策：存在一个产品质量临界值，企业会提高高于临界值的产品的质量，而降低低于临界值的产品的质量；并且其对前者的质量促进效应随产品质量提高而逐渐降低，但对后者的质量抑制效应则不会随产品质量的降低而削减。然后，基于200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理论模型，并发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增加了企业的环境成本，促使企业通过调整产品质量和价格“吸收”该成本冲击影响。企业在环境信息公开影响下进行差异化的产品质量调整，间接促进了企业内的产品转换和行业内的企业进入退出，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了整体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研究有助于揭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策略性行为的影响，为政府环境治理机制的进一步优化和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环境规制；环境信息公开；产品质量；环境成本

研究设计

被解释变量：出口产品质量

核心解释变量: 环境信息公开。将PITI得分率作为各城市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的度量。

其他控制变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企业融资约束、城市工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环境污染程度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企业—产品层面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城市层面数据来自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多个数据库。度量城市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来自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 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城市的工业经济发展数据如工业总产值等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环境污染指标（PM2.5 浓度）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公布的卫星监测数据。本文还使用了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发布的ERA-INTERIM栅格气象数据，手工搜集的地级市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等数据。

文献七

金融驱动与可再生能源发展
——基于跨国数据的动态演化分析

《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4期

马丽梅(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黄崇乐(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摘要：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与必然选择。从全球趋势看，金融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能源转型的轨迹，驱动可再生能源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区别于已有研究，本文着重探讨不同发展阶段下金融驱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动态演化特征，运用1991—2019年162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系统考察金融发展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可再生能源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区分可再生能源发展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的驱动因素是多维且动态变化的，在初期阶段主要由政府政策驱动，而在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金融发展的作用逐渐凸显；进一步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发现，金融发展的边际效应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在可再生能源的成长阶段其作用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更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机制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水平、缓解间接融资约束影响可再生能源。本文的研究为推动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中国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金融发展；可再生能源；碳中和；面板分位数模型

研究设计

被解释变量：可再生能源发展。本文选用净发电量表征一国(或地区) 实际生产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能力，该指标数值越大，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越高。

核心解释变量：金融发展综合指数。金融市场层面，本文以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为研究对象进行度量，其中股票市场发展水平选用国内上市公司总市值占CDP比重进行测度，债券市场发展水平选用公司债券发行量占GDP比重进行测度。金融中介层面，本文以银行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度量，银行业发展水平选用金融部门的国内信贷总量占GDP比重进行测度

政策控制变量：再生能源上网电价政策的为虚拟变量、可再生能源公共项目投资金额

其他控制变量：经济因素(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城市化水平)、能源因素（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能源资源禀赋）、环境因素（二氧化碳排放量）

数据来源

表2 变量选取、测度与数据来源

文献八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吗
——基于外部约束和内部关注的视角

《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4期

斯丽娟（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绿色金融研究院）
曹昊煜（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绿色信贷是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重大政策创新。本文使用200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使用连续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内外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开展前端治理和绿色办公的可能性，加快了企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其他治理方式的转型。以上结果具有条件异质性，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资金使用效率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成效存在不同的调节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资金成本、收窄融资渠道的外部约束和增加企业环境关注两种方式影响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水平。绿色信贷政策对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影响存在差异性，位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和高管教育背景较好的企业更容易受到绿色信贷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要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关注企业行为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强化资金管理能力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放大效应。同时，重视企业内部环境治理意识的培育，有机结合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机制，促进不同类型企业绿色协调发展。

关键词：绿色信贷政策；企业环境社会责任；资金成本；融资渠道；企业环境关注度

研究设计

被解释变量：前端治理、末端治理、员工绿色行为。其中前端治理用“企业是否开发或运用对环境有益的创新产品、设备或技术”指标度量，末端治理用“企业是否采取减少废气、废水、废渣及温室气体排放等政策或措施”指标度量，员工绿色行为用“是否开展绿色办公”指标度量。

核心解释变量：企业是否为绿色信贷限制性行业的虚拟变量和各行业污染物减排水平的加权平均的交互项。

其他控制变量：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流转率、现金流比率、营业收入增长率、企业性质。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 上市公司的数据。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获取了所有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财务报表、盈利预测等数据，计算控制变量和融资成本等相关指标。（2）行业污染排放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3）上市公司高管特征和政治关联数据。从CSMAR数据库获取了上市公司高管的个人简历和高管政府背景信息，从中提取上市公司高管与政府的政治关联。

文献九

数字赋能、数字投入来源与制造业绿色化转型

《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9期

戴翔（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
杨双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制造业绿色化转型，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赋能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化转型，这一研究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而且上述效应在不同能耗强度的行业之间存在异质性。数字赋能还能够通过产业链对上下游企业绿色化转型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从具体作用机制看，数字赋能主要通过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两个机制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虽然数字赋能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依托国外数字来源实现的数字赋能，比依托国内数字来源实现的数字赋能，对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影响更大。上述差别可能源于国内外数字技术发展的差距，这一判断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异质性分析中均得到进一步证实，说明在新一轮的技术竞争中，中国必须警惕国内外数字技术发展差距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不仅有助于拓展和深化认识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而且对于如何抓住数字技术带来的战略机遇，在开放融合创新中构筑先发优势，缩小与国外数字发展水平的差距，夯实制造业绿色化转型的数字赋能基础也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数字赋能；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发展差距

研究设计

被解释变量：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本文以制造业企业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两个指标作为绿色化转型的替代变量。关于能源消耗强度，本文选取了企业工业煤炭消费量、原料煤消费量以及燃料油消费量这三种能源消费指标；关于污染排放强度，本文主要选取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烟粉尘排 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氨氧化物排放量这五种污染排放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制造业企业数字赋能。在划分相关数字行业后，本文采用完全消耗系数来测度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水平， 并进一步地计算完全依赖度这一相对指标对企业投入的数字化水平进行测度。

其他控制变量：资本密集度、企业年龄、企业财务状况、出口占比、赫芬达尔指数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WIOD）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数据库。在具体测算核心解释变量的过程中，本文按照上文提到的分类标准，将划分的数字行业与WIOD数据库的行业进行匹配，计算各行业的数字化投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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