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江西人主政湖南时，如何“以开化为己任”，使“湘俗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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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华北局势骤然紧张。光绪皇帝召见陈宝箴，询问战与守的方略，所奏甚合帝意，于是命陈宝箴督东征湘军转运。
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陈宝箴流涕叹息说：“无以为国矣！”同年，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赴任后，他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推行新政，以期“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
陈宝箴是怎样走上维新之路的？作为清末维新派骨干，他的变法思想和活动对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哪些影响？
以军功入仕
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义宁州（今江西修水）人。咸丰十年（1860），29岁的陈宝箴入京会试未中。其后他在京师留居3年，结交四方隽雅之士，与湖南举子易佩绅、罗亨奎以道义、经世济民之学相切磋，时称“三君子”。
有一天，陈宝箴在酒楼饮酒，远远望见圆明园遭焚烧，得知是英法联军在京抢掠所为，捶案大哭，四座皆惊。回到住所后即疾笔作书，请河南友人田友梅率部勤王，并做出一个决定——放弃科举，投身军旅。
两江总督曾国藩屯兵安庆府时，陈宝箴前往安庆献策。曾国藩大喜过望，赞为“海内奇士”，“志节嶙峋，器识宏达，又能虚怀取善，兼揽众长”。
光绪元年（1875），陈宝箴以军功任湖南辰永沅靖道台，正式担任地方官实职。辰沅永靖道的治所在凤凰厅（今湖南凤凰），这里与贵州苗区接壤，山势嵯峨，民风彪悍。任职期间，陈宝箴率百姓疏凿沱江，教山民植茶、栽竹、种薯，以纾民困。
光绪六年（1880），陈宝箴改任河北道台。在任三年，整顿吏治，吏知畏惧，奸豪敛迹，盗逃境外；治理河道，河不为灾；创办河北致用精舍，招收学子。
《河北致用精舍课士录》是陈宝箴为培养人才而作的讲义，包括《致用精舍记》《致用精舍学规》两部分。
陈宝箴认为，乾隆、嘉庆之时培养出来的大多是考据、辞章之士，缺少“能以道德经纶世变者”，应以“义理为体，经济为用，辞章、考据为文采”。教学应先树立根本，是为体；而后讲经世致用之学，是为用；体用同源，则可成为贤哲。他的办学目的重在“明体”以“致用”，不重考据之学，甚至说：“仆尝谓讲道学者不能领兵，便非真实道学。”
从《河北致用精舍课士录》来看，陈宝箴洞察当时政治、文化、学风之弊端，努力为国家社会培养有用人才。一时，“彬彬多士，知古今，习时务，风气为之一变”。
推行新政
1895年，陈宝箴升任湖南巡抚。刚到长沙，就察劾县以下昏吏20余人。接着，陈宝箴兴设矿务局，开采矿山，分为官办、商办、官商合办三类形式；设立官钱局、铸钱局、铸洋圆局。
交通邮电方面，从湖北到长沙、湘潭架设电线杆；疏浚长沙城北河，使大船能够航行停泊。
教育方面，创办算学堂、武备学堂等，选拔学生赴日本留学，以培育具有新思想、有实用技能的人才。为了宣传维新学说，他创立湘报馆，办《湘报》《湘学新报》。
治安方面，仿西方国家巡警之制，设置保卫局，以黄遵宪主管其事。还创设了蚕桑局、工商局、水利公司、轮舟公司等。
这年冬天，与黄遵宪、徐仁铸等筹议在湖南创办南学会，分学术、政教、天文、舆地四门，延聘学长，邀请今文经学大师，此前在南昌主讲经训书院的皮锡瑞回湘担任会长，主讲学术。
其子陈三立也赴长沙襄助，陈三立还曾应江西官员邀请，讲论湖南新政。陈三立结识四方俊杰，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结交极欢，世人号为“四公子”。其时朝廷下诏各省荐举人才咨送总理衙门，陈宝箴保举曾广钧、屠敬山、易顺鼎、俞明震、汪康年等24人。
新政轰轰烈烈开展后，湖南一时出现了新气象，风气为之大开。“有志意者，复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风气几大变”。湘政的维新改革，为“百日维新”的先导，影响整个中国，甚至海外人士也纷纷来湖南参观，将这里比作日本萨摩长门诸藩。
但各种谣言纷纷而起，士绅各挟派别互相排挤，陈宝箴父子身处湖南新旧党争之中，左右牵掣，尤有苦衷。
一方面，引进的各式人才如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积极宣传新思想，影响众多急于改革图强的年轻人；
另一方面，士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将新思潮视为洪水猛兽，竭力诋毁，联名函告京中湖南籍官吏，谓“陈帅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接着又领衔联名上《湘绅公呈》，攻击时务学堂学生被“邪说”引入歧途，致使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致电指责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被迫离开长沙。
陈宝箴工诗，其时有《长沙秋兴八首用杜韵》可知其心境。第四首云：
滔滔逝水天难问，渺渺流光岁又驰；只有黄花陪笑傲，秋风催动故园思。
陈宝箴治学宗张载、朱熹，兼治叶适、王阳明、王夫之之学，其思想近张之洞、郭嵩焘。他力行新政，既不同于旧党的因循守旧，又不同于康梁新党的过激，而是折衷两派、不分派别，一系列措施都显示出其因时达变的思想，擘画远大而方案切近实际。
革职回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夏，光绪帝宣布变法，任命康有为、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四章京，在军机处帮助主持变法事务。其时顽固派与洋务派都在竭力破坏新政，地方封疆大吏中唯独陈宝箴支持变法，但他也上疏指出康有为之说的偏激。双方较量一时异常激烈。
御史杨崇伊率先发难，袁世凯出卖告密。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搜捕改良派重要人物。康有为逃香港，梁启超走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赞成新政的官员被纷纷革职。此时陈宝箴还是致电大学士荣禄，劝他尊主庇民，息党祸，维元气。
在顽固派猛烈反扑中，陈氏父子难逃此祸，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罪同被革职。
据《光绪朝东华录》：“谕：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
九月十七日，陈宝箴将巡抚印信移交给新任湘抚俞廉三。临行登船时，与黄遵宪等人告别，“别时于湘舟洒泪满袖”。
陈宝箴离职后，毁谤者纷纷，但最伤心的是，湖南新政基本上被废弃。
同年冬天，满怀悲愤的陈宝箴与其子陈三立携家扶黄夫人灵柩出洞庭湖，泛长江、越鄱阳湖抵达南昌，最初赁居在南昌城磨子巷。当时连迁家旅费、安葬黄夫人费用也是由朱禹田和一盐商赠送资助的。
朱德裳在《三十年闻见录》中赞叹其清贫：“余阅世数十年，所不愧清风亮节者，义宁陈氏足以当之。”
次年四月，陈氏父子葬黄夫人于南昌城外西山青山程村附近，在墓旁附近筑崝庐。这一带绿林掩映，风光宜人，陈宝箴乐其地之山水，在崝庐门上自题榜联云：“天恩与松菊，人境拟蓬瀛。”他还曾攀登萧峰最高处，一览雄奇之景，作《西山》诗，其末联云：“回望渺然人独立，天风为我振尘衣。”但内心隐痛又怎能抚平？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二十四日，陈宝箴“以微疾”逝于西山崝庐。其子陈三立闻讯自江宁（今江苏南京）赶来西山哭悼，十月，将父亲葬在母亲黄夫人墓旁。陈宝箴的死，有人说是慈禧太后赐自尽，有人反对此说。此乃今日学术界仍在争论的一件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