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8月1日，该决定和《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正式公布。此后，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调查研究机构，促进了经常性调查的开展，领导干部带领的调查团也开展了比较广泛的调查。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执行，第一次形成了调查研究之风。

中央对调查研究的机构设定及其职能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及各根据地政府均需设立调查研究机关。具体规定是：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等各种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作为中央的直接助手，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调查局负责筹集材料。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任局长和政治研究室主任，任弼时为副局长。北方局成立了调查研究室，彭德怀兼任主任。南方局也针对经济、统战和教育问题开展了调查研究，并出版了《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为检查地方对中央调查研究决定的落实情况，1942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专门下发了《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机关根据通知中具体的问题详细检查，将执行调查研究决定的成绩、缺点和经验作出总结电告中央。

1941年12月4日，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在延安正式成立，设立了调查处、边区研究室、友区研究室、少数民族研究室、军事研究室和办公室等，明确划分职责。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调查研究室）作了大量的研究，部分成果对正确制定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总共搜集了772万字的资料，编印了81.5万字的材料。1942年主要进行各地基本情况的调查，比如关中、西北、甘肃情况调查等。1943年则集中调查了减租问题，先后对佳县、米脂县、绥德县等进行了减租斗争的调查，并写了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土地租佃条例草稿》《土地登记办法及说明》《土地所有权条例及说明》和与债权债务相关的文件。1944年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食盐统销、信用合作社发展、民主政权建设、工业与金融贸易关系等问题。边区研究室（边区组）是边区经济社会调查最重要的常设机构之一，先后编撰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三三制”政权问题》《关于边区减租运动的研究》《关于靖边县新城区五乡合作社的调查报告》等。

中央及各部委、群众团体成立了各种调查团，广泛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西北局、中央青委、中央妇委、留守兵团等都派考察团深入基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西北局考察团根据两个多月的调查材料，编写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详细介绍了该地区农业生产概况、土地租佃关系、土地变动及趋势、土地纠纷和农村阶级关系，是西北局调查团的代表性成果。中央青委考察团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杨家沟社会调查材料》《绥德延家川经济材料》 51 29111 51 14940 0 0 2798 0 0:00:10 0:00:05 0:00:05 2983调查材料。中央妇委组织了妇女生活调查团，写出了《沙滩萍调查》《沙滩萍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调查报告。八路军政治部成立了一百多人的战地考察团，对抗日战争现状进行调查研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带领调查团，先后对甘泉、富县、安塞、志丹等县进行调查研究，并在边区政府政务会议上报告了发现的问题，改善了政策。

各类调查团中，张闻天同志率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持续调查时间最长、成果最丰富。1942年1月26日，他率领马洪、刘英、雍文涛等一行10人在陕北和晋西北等地重点调查了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土地问题。1943年3月3日他返回延安，27日写完调查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毛泽东看后批示中央各位同志都要读一读。调查团先后完成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杨家沟地主调查》等报告。《出发归来记》集中反映了延安时期张闻天的调查研究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调查研究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张闻天认为，老百姓怎样生产，生产中的关系怎么样，是能看到的最平常、最普遍但又对老百姓最重要的东西。不过我们在上面待久了，反而很容易忽略了这些东西。第二，应该通过调查研究，在实际中、群众中审查工作。他认为，工作审查常常流于形式，像上级决议向下级传达时不断打折扣一样，下级把情况逐级向上汇报也不断打折扣。而基层是检查领导工作的一面镜子，政策是否正确必须在实践中、群众中检验。第三，他认为调查研究要善于抓典型，善于解剖麻雀。他说过去的调查常常是走马观花的，调查的事物虽多但不深刻，典型调查则可以把问题研究得深入透彻。张闻天在米脂县杨家沟的调查就是典型调查的代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调查研究有力推进了整风运动。各级干部深入调查研究，逐步加深了对国情的了解，认识到了主观主义的危害。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中指出，这次调查研究使他冲破了教条的囚笼。一年多的调查使他对过去自己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产生了怀疑，因为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不应该夸夸其谈、自以为是，而是应该一切工作都从客观实际出发。

调查研究促进了政策更符合实际。从对西北局调查研究的回顾看，当时的调查研究是逐步深入的，开始是事无巨细的基本情况调查，后来是重点针对土地租佃问题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起草了相关文件，最后又涉及更多方面的专题调查。调查研究使各级干部加深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有利于制定科学的政策。

文章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