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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医生疫情回乡,只为陪伴老父亲最后一程。

维罗阳光 2021-07-17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同语轩 Author 黄小延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同语轩”

作者 l  Xiaoyan Huang

ID l tongyuxuanusa



原标题:

疫情下的美国华裔医生,万里探父病榻前



对于即将逝去的人和生者来说,爱,就是安静而用心的陪伴。



编者按:

疫情之下,没有什么比远方的父母更令人惦念,倘若病重病危,更是让人忧心如焚。山高水远,重重阻隔。当初为了自己的梦想远赴重洋的我们,大概不曾料到会遭遇这样的困境。



席卷全球的瘟疫一如连天的战火,照出人的渺小和无奈。生离死别而不得见,注定会是无法言说但烙在心上的伤痕。倘若,将逝者与生者之间,能有一段最后的时光,又该是怎样?



这一期,黄医生跟我们分享她在年初回国探望病重父亲的经历。英文原文于2月26号发表在华盛顿邮报,感谢作者授权编译。




01




我是一名在美国波特兰行医的心脏科医生,86岁的父亲独自生活在中国深圳。



那一天,深圳已近午夜,我用微信、手机和座机给父亲打电话,可是,都没人接听。这几年,每当我联系不到他的时候,我都在担心,他会不会出事了?会不会走了?这一次,我怎么都联系不到他,我几乎确信他独自逝于自己家里了。



我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朋友,请她去看看。她说,他应了门铃,看起来还不错。她发来的照片里,虽然父亲在微笑,却让我心疼万分。一看他灰暗的脸色,作为医生的我,就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一周后,他住院并被诊断出患有结肠癌,而且,癌症已经转移。



这件事残酷地呼应着发生在2003 年的我家的悲剧。同一套公寓,同一家医院,同样是瘟疫横行,当年是SARS,今年是新冠。只是,那一次,是我母亲。当时,母亲摔了一跤并有大量脑出血。当我从美国赶到她的床边时,她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医院住了几个月后,她出院回家,但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父亲雇了人帮忙,母亲在植物人状态下又活了五年。但是这五年几乎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



在那段时间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被深深的内疚折磨着。34年前,我的父母全力支持他们唯一的孩子到美国求学。而我呢?作为一名医生,我无法挽救母亲的生命;作为一名新美国移民,我从来没有能给她她所期望的所谓美好的美国生活。这让我内心无比痛苦。



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要为父亲做些事情,不能重蹈覆辙。我设法利用我医学界朋友的关系联系到国内医生,可以让他得到当地医院最好的服务,但是,他坚决地拒绝了进一步的诊断检查或治疗。



我父亲是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特立独行,也非常固执。他告诉我,他已经过了很长很美好的一生,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当我温和地建议做个结肠镜检查、组织活检,或者晚期癌症治疗时,他生气了:“我很好,我可以自己走到火葬场!”




02




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在国内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当亲人生病时,配偶和孩子们往往按传统,要竭尽全力去照料和寻找最佳治疗方案,一方面是怕来自内心的愧疚,一方面害怕来自其他家庭成员甚至社会的评判。如果身患绝症,患者本人几乎从不参与有关病情严重程度的讨论,甚至根本不知道真实的病情(正如2019 年电影“别告诉她”中描述的情况)。哪怕在医学上看来毫无用处,文化上我们也寄希望于渺然,盲目寻找救命稻草, 躲避不可避免的现实。家属的花费越高,好像就越能体现孝道。另外,出于迷信,人们通常避免病人在家中去世。而我父亲希望停止治疗并在家里平静地离开,在我们的文化里,我深知他的这种想法将饱受质疑。 



我想支持他的这个愿望,但这意味着,作为独生女儿和医生的我,要自己来处理他的临终事宜,帮助他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在美国咨询了一位肿瘤专家朋友后,我把行李箱里装满了非处方的安慰性药物。我还必须做出安排,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无限期地搁置起来---我申请了长期家庭病假,重新安排了我的门诊,让同事照顾我的病人,并承担行政工作,跟丈夫和孩子们说再见。踏上了归期不定的回国行程。




03




几十年前,我有幸获得全额奖学金来美国上大学。如今我动用几乎所有的资源和关系,要回去一趟。这一程,我可能会失去我的父亲,这将断绝我与中国最后的亲情维系。



瘟疫大流行期间的旅行极为困难:我需要特殊的家庭紧急签证,起飞48 小时内两次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以及中国领事馆带时间戳的健康许可扫码。



如今每天只有少数几个国际航班;网上买票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发小的妻子在中国经营旅行社,在她的帮助下,我买到了一张宝贵的机票。飞机上挤满了人。每个人都戴着 N95 口罩,有的戴双层口罩,有的戴护目镜、面罩、防护服和手套。空乘人员穿着一次性手术衣。人们在 15 小时的飞行中,几乎不吃不喝,尽量减少上厕所的次数。 



落地后,我在厦门的一个酒店房间里被隔离了两个星期。



第一天晚上,我毫无睡意,制定了一些宏伟计划来处理电子邮件和工作,之后几天却心慌意乱,一事无成。到第五天,我开始锻炼,将酒店提供的 20 瓶水全部放入背包,并在房间里行军:长 14 步,宽 6 步,一遍又一遍。



到了关禁闭的第 7 天,每次酒店工作人员通知送餐,和每天两次体温检查的敲门声,都会让我心惊胆战。终于,14 天后, 经过11 次冠状病毒检测的阴性结果,我被释放出来。




04




当我终于拖着行李箱匆匆赶到父亲的床边时,也许是因为心力交瘁,我感到内心一片空白。恍惚间,我觉得我好像正如平日一样,在病房查看一位老年患者。



中国式的重逢,即使在这样的情境下,也是充满克制的。无论私下哭多少次,见到父亲时,没有拥抱甚至握手,也不能有眼泪。我本能地检查了他的关键体征:颈静脉是否凸起,腿是否肿胀,是否有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迹象?当我的手在要去探查他的腹部时,终于停了下来。伸出去的手改道去为消瘦无比的父亲掖了掖被子。



此时此刻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只想做他的女儿。



几天后,我把父亲带回家。我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照顾他:买东西做他喜欢的饭菜;帮他洗澡和穿衣;分发他剩下的药片。



回到自己的环境中,父亲立即感觉好多了,吃得也多了。我们仍然不提“癌症”这个词,也不公开谈论他的预后,既不否认也不假装乐观。相反,我们专注于手头的具体事情。如果他有精力,我会坐在他的床边听他讲他的生活、谈历史、哲学和科技。我跟他聊他的孙子们和他们的女朋友,我的工作和生活。 




05




此行之初,我内心充满了悲伤,也害怕重温母亲的死所引起的罪咎感。但是,渐渐地,我意识到一种不曾料到的对称性:多年前,我的父母做出牺牲,给了我自由,许我在美国追求学业与生活。这次艰难的回国,我所做的牺牲,给了父亲选择如何离世的自由。



第一个选择相对比较常见,也经常为人称道;后者则不常见,甚至会招致非议--- 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文化里,是有悖世俗的。但是,隔离期以及归途中的种种障碍,让我意识到:对于将逝者和生者来说,共度一段安静时光是多么重要!



那一刻,爱,不在于吃了多少药,做了多少检查,以及任何不惜代价的治疗,而在于陪伴,在于与亲人共渡的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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