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把人变得连狗都不如，道德、伦理和尊严从何谈起？

维罗阳光 202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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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l Pekingbooks

作者 l 张弘

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

一个陷入严重饥饿状况的人，在生命难以维系的情况下，吃亲友或其他人的尸体实属被逼无奈——这时，一味用道德伦理来要求他显然过于严苛。

迄今，饥饿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我生于1970年，我的老家湖北省云梦县是鱼米之乡。早年虽然家中贫寒，也有向亲戚家借粮的时候，但基本没有挨饿。但是，在我父母和其他长辈的记忆中，饥饿刻下的烙印伴随了终身。

父母、长辈关于饥饿的惨痛记忆，在我后来接触到的一些图书中获得了印证。如果说，杨继绳的著作偏于宏观记录，张向持的《圣殿》偏于对信阳大饥荒整个事件做出文学性描述，那么，老鬼的小说《血与铁》则真实而传神：

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黄豆、肉等。父亲屋里有一个电炉子，每天早晨他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

凭良心说，我们家里吃得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的，总想多吃点儿。

父亲在饭桌上常常若有所思地说：“吃饭七成饱就行了，吃太饱活不长。”

但人挨饿时最渴望的是吃饭，根本无暇考虑寿命问题。只要能吃饱，活不长我也认了。

因为老挨打，我从小就非常害怕父亲，再饿也不敢向他要吃的。

每月学校退我六斤粮票，我要给家里四斤，剩下的两斤，我就上饭馆吃了。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儿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五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儿资产阶级腐化，董存瑞绝不可能老下饭馆。可我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

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

1932-1933年发生的乌克兰大饥荒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

老鬼生活在北京，他的父亲马建民，母亲杨沫都是高干。即便如此，老鬼仍忍饥挨饿，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不难想见，其他的北京平民，就更加艰难。

我在老家时，村里一个叔叔曾经讲过，大饥荒的时候，农村在吃食堂，我父亲比他年长，有一次刚刚分到饭，我父亲就一把从他手里将饭抢了过去，三口两口吃下去，让他饿了一顿。

几十年之后，我父亲喝下了几杯酒，对着他寄予厚望的孙子（我儿子）讲到了自己的辛酸往事：大饥荒时，父亲只有十多岁，有一次实在饿狠了，找母亲要吃的没要到，他操起斧头，追着小脚母亲绕着房子跑了三个圈。然后，他扔掉斧头，母子俩抱头痛哭。

如今，父亲已经去世了两年多。在他生前，从未对我提到过这些心酸的往事。我是从儿子的转述中才知道这些。这时，我突然理解，他晚年为什么只吃肉鱼，很少吃蔬菜和米饭——正因于此，一次心肌梗塞夺走了他的生命。

除了父亲，我的大姑妈也和我讲起过她大饥荒时候的经历。那时，大姑妈十几岁，经常给自己的奶奶洗衣服，倒马桶。奶奶见她饿得可怜，有时就给她一些吃的。这惹怒了她的一个叔叔，认为她侵蚀了属于自己的口粮，竟然一把提起她，把她摁到村子后面的池塘里，让她喝了很多水，差点被淹死。

晚年，大姑妈对我讲起这件往事时声音平淡，但仍然不能释怀。

大饥荒时，母亲在武汉青山红钢城。除了工资以外，能干的外公还到武汉周边的郊区挖藕、捉鱼，维持一家人的生存。外公给母亲过早（早餐）的钱，她总是一点一点存起来，到月底时再交给外公补贴家用。我的舅舅比她年长几岁，却从未如此。

但是，外公在大饥荒基本好转之后，决定全家从武汉回到云梦乡下老家，十二岁的母亲坚决反对，哭着在地上打滚也没有用。于是，母亲从武汉市户口变成了云梦县的农村户口。

而这个决定，也让外公后悔了几十年。

2020年年初因为新冠肺炎困在云梦县城的时候，母亲告诉我，我的曾祖父（父亲的爷爷）和一个爷爷，在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

1845年至1850年发生的爱尔兰大饥荒让100多万人死亡。

父辈关于饥饿的直观记忆，让我庆幸自己晚生了十几年。但是，在中国历史上，饥饿一直困扰着底层民众。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如此，被称为“盛世”的康雍乾朝代，也同样如此。

在所谓“康雍乾盛世”之前，有所谓的“文景之治”和“开元盛世”。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一书显示，“康雍乾盛世”远超从前：“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之前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乾隆时代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

张宏杰的观点尚未成为史学家们的共识。但他这段话中，“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应当是一处笔误——在帝制中国，皇权是依靠武力强行向民众征税以维持统治，本质上是民众养活了统治者。此外，清代人口数量剧增，固然和康雍乾三朝没有特别大的战乱有关，但也和美洲作物如番薯、玉米的引进有关，这些作物让以前不适宜种植水稻、小麦等作物的土地得到利用，使得可开垦土地大量增加，生产出的粮食也可以养活更多人。

即便如此，底层民众的生活仍十分贫困，并且一直面临饥饿的威胁。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初始名目是给乾隆庆祝生日。乾隆知道后很高兴，嘱咐各地官员好好招待。马戛尔尼使团到天津靠岸，当地官员马上送来大量补给，包括很多活牛、活猪，活鸡，活鸭。这些都是从天津各县征集，经过长途跋涉和碰撞，往船上运的时候有几只猪和几只鸡死了，英国人就扔到海里。这时他们发现，围着看热闹的好几十个中国人不顾生死，游到船边来抢这些死猪死鸡。英国人马上明白，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很低，生活在饥饿当中。

此外，清王朝雇佣了许多老百姓到英使团的船上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1793年。英国人观察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欧洲。《饥饿的爱尔兰1800-1850》显示，19世纪上半叶的技术变革，导致西欧空前的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然而，爱尔兰几乎没有参与这一进程，经济大大落后于英国。爱尔兰人均年收入为9-10.5英镑，而英国估值为24.4英镑。当北大西洋经济繁荣之时，1845年至1850年的爱尔兰大饥荒了造成150万人死亡，数十万人逃离爱尔兰。

安第斯空难。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一个陷入严重饥饿状况的人，在生命难以维系的情况下，显然难以顾及尊严——这时，一味用道德伦理来要求他显然过于严苛。

1972年10月13日，一架载有45人的客机从乌拉圭飞往智利，因为遇上风暴坠毁在3900多米高的安第斯山脉上。机上45名乘客中，包括乌拉圭的橄榄球手及其家属，21人当场丧生，其余24名幸存者中，8人在逃生中被雪崩夺去生命；最终有16人于同年12月22日之前陆续走出雪域而生还，被称为“安第斯奇迹”。在空难的发生后的第10天，幸存者为了在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存活，被迫手拉手立下了一个“恐怖协议”——“如果我死了，你可以吃掉我。”幸存者最终靠遇难者的人肉果腹才活了下来。

1974年，《活着：安第斯空难幸存者的故事》一书问世，书中讲述了幸存者在安第斯山72天的生存经历。幸存者卡内萨在书中说：“靠吃人肉活下来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我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答案是值得。这样做是为了活着的人继续生存，如果当时地上是我的尸体，我也希望你做同样的事情。”

按照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的研究，饥饿总是和贫困密切相关，促成饥饿的因果关系总是包含粮食供给之外的重要因素。即便因为粮食供给减少导致了饥饿，但总有人脑满肥肠。森认为，一个人支配获得粮食的能力或他希望获得任何一种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森提出，权利方法把饥饿看做是经济灾难，而不只是粮食危机。

显然，权利与政治、法律、经济等领域相关，这涉及的实际是政治学的本质——政治是关于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森提出，必须区分粮食供给与对粮食的直接支配权利，前者关注的是一个经济体中拥有多少粮食，后者涉及一个粮食生产者能够消费多少他生产的粮食。当一个农民完全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维持生存，出售的东西不多，也不购买粮食，他遭受饥饿的原因是直接权利失败，而非市场上的粮食减少。

在其后出版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中，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在这本书中，森对政府干预、市场机制和公众活动在普遍遭遇世界饥荒问题分别可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评价。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具体而言，即是统治体制以及该体制下民众权利的丧失。在森看来，公共行为不仅包括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民众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后者显示，公民权利的丧失，导致饥饿普遍蔓延，并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

森的观点，与乔尔·莫克尔《饥饿的爱尔兰1800-1850》一书的观点颇为类似。人们普遍认为，爱尔兰的贫困可以用人口过剩、邪恶的土地制度或英国人的恶意剥削来解释，乔尔·莫克尔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劳动生产率低下和物质资本形成不足——这是爱尔兰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房东和租户之间持续冲突以及爱尔兰经济体制僵化的结果。

1984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

如果说，饥饿的普遍爆发和蔓延，是公共行为的失误所导致。那么，当饥饿在遥远的地方发生时，其他地方的富裕者是否应该施以援手？上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陷入内战和饥荒，难民因为饥饿成批死亡。为此，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写出了《四海一心》，1985年1月28日，美国46位巨星一起录制了单曲唱片，几周之内就卖出700万张，筹集到了6300多万美元善款。

过气的英国歌手鲍勃·吉尔道夫和女友在电视上看到了埃塞俄比亚惨绝人寰的一幕。他立即行动起来，不久，他决定举办一场慈善义演。1985年7月13日，世界上最知名的一百多位摇滚明星和乐队聚在一起，为拯救濒于死亡的非洲灾民，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和费城约翰·肯尼迪体育场分别举行了盛大的义演活动——Live Aid。这场演出，被称为“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二十世纪最后的神迹”。《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详细讲述了这次赈灾义演的全部经过，而本书的版税也将全部捐献给吉尔道夫创立的Live Aid基金会，继续帮助非洲。

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鲍勃·吉尔道夫都以自己的作为，救济那些陷入饥饿中的人们。这与《饥饿、富裕与道德》一书作者彼得·辛格的观点颇为契合。在彼得·辛格看来：如果一个人能够救出掉在池塘里的孩子，而代价仅仅只是弄脏自己的衣服，这个人不是应该义无反顾地救出这个孩子吗？同样，生活充裕的人们，不是应该把自己本欲购买一些新衣服或奢侈品的钱捐献出来，以挽救别人的生命吗？辛格言行合一，他和妻子一直将自己收入的10%捐献给慈善机构——这一做法令人肃然起敬。

但是，让民众获得权利，避免政府决策失误导致大量的饥饿和死亡，这才是根本性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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