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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死，我想活，行吗？”

昨天，本人去影院看了徐峥的《我不是药神》。剧中身患白血病数年的一位老人握着刑警的手说出了上面这句台词，感动许多人。

片中老人吃了三年瑞士诺华制药产的正版药，“吃掉”一套房子，后来靠着价格更便宜的印度仿制药续命。
 
病人的求生意志、药贩子的道德选择、警察的法情困境以及医药公司的商业追求，种种矛盾都在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中得到展现。

未上映，已刷屏。我看的那场座无虚席，观影过程中，很多人抹眼泪。

的确，这部国产影片所释放出来的强烈的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会让人感慨万千。

我还算比较冷静，忍住没有哭，相反看完了还有一丝莫名的担忧。

这并不仅仅因为我是一名肿瘤科医生，看惯了生死，更是因为这么多年来对医药行业的特殊性有比常人更多一些的了解。

譬如，影片中把医务人员为老吕伤口的清创描写得过于恐怖，真实的情况是医生是不会不打麻药的。当然，导演这样是为了“艺术加工”，但这样的加工真的好吗？

譬如，主人公最后把4万的药价降为500来卖，甚至不惜倒贴卖药，这个真的好吗？

再譬如，我的老师沈镇宙教授，就曾遇到一位晚期乳癌患者。她无法入组参加靶向新药的临床试验，最后不治身亡。家属就到有关部门多次上访，说沈教授见死不救。其实那个新药根本还没有在国内上市，而患者当时的病情并不符合入组条件，才没有给她用。很多患者并不知道，虽然这个药理论上可以用于她身上，国外当时确实也已经开始用了，但国内在没有临床验证前提下是不会上市的……

说到药，事实上，救命药的研发是当前最高端科技之一，需要比药品成本价高出千倍的投入。

这些天量投入应该让谁来埋单？

新药生产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期究竟要不要？

如果每一种新药都无偿向第三世界国家公布，那么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谁会去投入新药研发？

应该由谁来控制价格，以免让药厂无利可图而放弃或迟滞这类药物的生产？

廉价的仿制药品应该如何管理?

……

如此等等，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普罗大众所完全理解的。所以，身为医务人员的我更担心的是看完以后，芸芸众生只看到医生的见死不救，警察执法的无情和制药企业代表的唯利是图，而对上述这些个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困局视而不见，虽然，影片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说明。

当然，从影片的构思，创意，情节把控以及演员演技角度说，这绝对是近期一部好的国产片，值得安利给大家欣赏，但是，我们当下的社会，有太多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东西被忽略了，但换来的却是老百姓对现有医疗体制的一片谩骂。

如果我们不顾市场规律，一味的对药企、对医疗机构、包括对医生进行道德绑架，最终，损害的还是所有人的利益。

但愿，我的担忧纯属多余。

链接——关于“药神”

陆勇，1968年生，无锡人，2002年确诊“慢粒细胞白血病”。等待骨髓移植的过程中，主要靠服用瑞士产“格列卫”维持。这个药物很贵，且只能自费，吃了两年，陆勇花了56.4万元。

为了活下去，陆和家人遍寻名医，四处打听治疗新方法。

2004年，陆勇在欧洲的一个论坛得悉了一条消息，韩国有位病友服用了一种印度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效果相当不错。之后，一位客户在日本帮他购买了1个月的药量，费用仅4000多元，服用下来效果很不错。陆根据药瓶上的信息，联络仿制药的生产厂家直接购药。算下来，印度的价格比日本购买的还要便宜，每个月只要3000元。

因为自己服用效果不错，热心的陆勇于是在病友群内分享了相关的经历，并贴出了用药的检查数据。有病友联系了陆勇，寻求他的帮助。包括单子怎么填，购药的量多少等等，陆勇一一帮助、指导，教给他们买药的办法。

此后联系陆勇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帮助他们就成了陆勇做“老板”之外的另一项“工作”。

陆勇患病后结识了很多的病友，电话联络或见面的病友至少在一二百人，其中80%的人因为这个仿制药而病情得到了稳定，各方面情况不错。如同博客的名字“药侠陆勇”，陆勇觉得自己是在行侠仗义——因为对大家的困境和痛苦感同身受，能够帮助他们是自己的心愿。

此后的10多年里，陆勇成了国内“慢粒细胞白血病”病友圈的“名人”，也被大家称为“药神”。

2013年11月，陆勇因为涉嫌贩卖“假药”，被警方带走，后被取保候审。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没有注册的药物就是“假药”，而病友们通过陆勇的帮助购买到的印度仿制药就属于这一类。

2015年1月10日，取保候审期间，陆勇因“多次传唤不到庭”被警方抓捕，并被湖南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起诉。审理期间，陆勇坚持无罪。期间，为了帮助陆勇，一份有千名病友签名的求情信被递交到了法院，希望法院能够对陆勇免于刑事处罚。

所幸的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检察机关撤回了对陆勇的起诉，法院也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陆勇避免了“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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