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王晓卓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贸易协定的网络化发展研究”（20CJY046），上海政法学院青年科研基金项目“贸易结构对区域贸易协定形成的影响机制分析”（2021XQN14）。
文章刊发：王晓卓. 全球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世界农业, 2022(12):10-23.
棉花是全球各国重要的农作物，也是纺织品的重要原料，更是世界主要棉花生产国、消费国主要关注的农产品，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初，中国出口棉花的贸易额仅为36.3亿美元，到2020年，出口额增加至111亿美元。棉花贸易是全球各国之间发展农业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全球棉花产品出口市场不断扩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棉花出口占全世界棉花出口的比重达到6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棉花进口占全世界棉花进口的比重高达68%。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对棉花贸易网络的动态演变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缔结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不断增多，促使中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同时也面临着较多的贸易风险。一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地位的高低体现的是网络中一国与其他国家棉花贸易相联系的程度。网络地位越高说明参与国在网络中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棉花贸易连线数越多，强度越大，主要凸显该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广度地位”。本文用一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点度中心度来衡量该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广度地位”。点度中心度的大小反映了该国接近“轴心国”的程度，某个节点的中心度越高，就说明其在网络中占据的战略地位越重要，该国对其他国家棉花的贸易与投资就拥有更多的掌控能力，因此在棉花贸易往来中能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为此，整体上把握全球各国间棉花贸易格局变化、竞争互补关系以及如何选取合适的伙伴国进而提升一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将对全球各国间农业合作顶层设计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以全球151个国家（地区）的棉花贸易网络为研究对象，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模型构建检验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远近以及伙伴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变化对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影响，并从技术创新水平、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竞争力三个角度探讨其作用机制，为各国寻找合适的伙伴国以提升自身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提供可实施的策略。本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对全球棉花贸易网络形成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回顾，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本文与现有研究的不同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最后综述贸易协定缔结、政治距离以及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对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和实证模型，分析全球棉花贸易网络特征事实；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第六部分是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2.1 全球棉花贸易相关研究
目前有关棉花贸易的相关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有关中国棉花空间效应、棉花贸易潜力以及棉花形势特点的研究，主要利用趋势面分析方法研究棉花产业空间效应及其发展趋势等。二是聚焦对棉花国际价格走势的探讨。孙洁的研究发现市场供需和政策环境的冲击使国内外的棉花价格出现大幅度的波动；王利荣实证分析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和按面积补贴政策对棉花生产技术效率的差异化影响。三是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探讨中国棉花生产布局的比较优势，以及世界棉花供需调整对中国棉花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不过上述相关研究均假设贸易主体间完全独立，而没有考虑到第三国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突破传统视角，将贸易变量定义为关系数据，将国家看作网络节点，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渗入国际贸易的研究领域，从而拓宽了国际贸易的研究视角。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将此方法应用于贸易网络关系的研究。Watts和Strogatz最早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他们通过构建网络模型揭示社会网络的“小世界效应”。Jackson构建了测量贸易网络中心性的各项指标。程中海和冯梅测度了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世界棉花贸易网络结构。周迪和李晓蕙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一带一路”贸易关联网络及其包容性增长效应。
已有文献在全球棉花贸易网络领域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现有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01-2019年全球棉花贸易格局进行了分析，发现棉花贸易集中化趋势明显且中国是贸易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会影响全球棉花贸易格局。也有研究基于2002-2014年的世界棉花贸易数据运用动态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棉花补贴额等因素对世界棉花贸易的影响。已有文献对本文研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发现相关研究仍需不断深化。一是此类研究刻画了全球各国棉花贸易网络特征，但均未专门针对如何选取合适的伙伴国来提高一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进行细致探索；二是现有文献缺乏影响因素对提升一国的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试图从两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第一，丰富了全球棉花贸易网络演化的实证分析。前期研究多侧重于考察全球棉花贸易网络特征描述以及传统的引力模型中的要素对棉花贸易网络的影响，本文侧重于考察如何选取合适的贸易伙伴来提升一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第二，拓展了有关贸易协定缔结、政治距离以及他国贸易网络地位变化对一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机制分析。本文结合最新棉花数据，验证了这三种因素是通过提高出口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来间接影响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本文结论能够为各国寻找合适的伙伴国、提升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构建棉花贸易局域网络以及提升棉花行业的国际话语权均有较为重大的实践意义，对中国继续深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寻求合适的贸易伙伴提供建议和政策参考。
2.2 研究假设
根据核心边缘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处于轴心地位的国家无论在产品出口、进口还是投资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以及他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下降均是降低贸易成本的关键所在。本文接下来按照总分总式来阐述四个假说，并在后文的基准检验部分重点检验假说H1，在作用机制部分检验假说H2至H4。
第一，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包含经济、政治、制度、技术等要素的成本优势是提高一国在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关键资源。贸易协定的签订是制度优势的体现，因为贸易协定的缔结降低了双方的信息成本以及沟通成本，为出口国学习棉花技术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打破了棉花高关税束缚，这为一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当两国之间的政治距离较远时，两国间的交易成本就较大，政治距离越远越会导致双边贸易成本上升，这会抑制棉花技术的传播，阻碍对棉花衍生品在他国的投资，降低棉花产品出口成本优势，进而阻碍一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此外，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能够获取的技术信息和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差、对外直接投资的选址能力较弱、在市场上所获利益被分摊，导致边缘国家间竞争加剧，因此当他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时会削弱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H1：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以及他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下降可以促进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
第二，从技术外溢的角度，贸易协定作为一种信息与资源的传播媒介，提高了技术传递效率，有助于出口国对棉花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进而提升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政治网络是一种独特的社会资本，在市场不健全的环境下可作为一种替代机制。对于政治距离较为相近的两国，其政策倾向较为相似，所衍生的政策认同感可提高对棉花技术创新的流通速度。技术的流通能够为贸易国带来更多的学习交流机会，提升出口国的贸易网络地位。但当伙伴国的棉花贸易网络地位较高时，竞争效应会侵蚀、削弱出口国对棉花种植生产的创新能力。因为处在棉花贸易网络较为中心位置的国家（地区）会相对全面地掌握棉花种植生产的核心要素，比如经验、知识、技能等，其对棉花贸易网络的控制能力也较强，这会限制其他国家间棉花技术的传播和流通，进而削弱其他国家的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H2：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以及他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下降会通过提高出口国技术创新水平间接影响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第三，从社会资本获得的角度，贸易协定的缔结可以为出口国提供更多的对外投资机会。在全球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信息不对称间接形成了出口国对于投资选址经验积累的阻碍，而贸易协定的缔结可以促进出口国更好地识别和利用投资机会，帮助一国更好地进行棉花投资决策。与政治距离相对较远的国家相比，距离较近国家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较小，对投资的负面影响也相对较小。因此政治距离的拉大会降低出口国对外直接投资。当进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地位较高时，其网络优势地位可扩展对其他国家的棉花投资网络，多样性、多层次和大规模的投资网络帮助进口国获取较多的投资信息和识别投资机会，这会抢夺出口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机会，这种对社会资源的竞争会降低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H3：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以及他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下降会通过提高出口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间接影响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第四，已有文献表明，贸易协定的缔结为一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基础。如果出口国与较多的国家缔结贸易协定，出口国能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控制权，因此能在棉花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方面拥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政治关系的恶化会导致双边贸易成本上升，促使双边贸易量下降。当两国间政治距离较远时，未来的商业风险和紧张的军事局势会使得出口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其获取信息的能力减弱。而在核心边缘的贸易网络模型中，核心国所获福利是高于边缘国家所获福利的。核心国拥有的棉花贸易连接较多，这为其扩展贸易伙伴、打开新的投资市场、加速信息技术的传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边缘国家会由于核心国的强大竞争失去获取资源的机会。因此他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会削弱出口国棉花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进而降低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H4：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以及他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下降会通过提高出口国国际竞争力间接影响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为了更清楚地阐述贸易协定、政治距离以及伙伴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是如何影响出口国棉花的网络地位提升，本文绘制了作用机理的框架图，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贸易协定、政治距离与他国棉花地位对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作用机理
3.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采用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 棉花贸易数据，构建全球151个贸易国（地区）出口棉花的有向二值网络。从全球来看，棉花贸易连线数的倒U形和网络密度的正U形说明全球棉花网络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表1）。从区域来看，对比全球2000年、2012年以及2020年棉花行业块模型可知，全球棉花贸易竞争加剧，贸易关系从2000年四个区域块之间的核心边缘像矩阵转变为2012年三个区域块之间的等级层次像矩阵再到2020年两个区域块之间的进口出口关系像矩阵，不同块之间的棉花贸易关系日趋简单化、集中化，各国棉花贸易的风险也在上升（图2）。
表1 全球棉花贸易连线数和网络密度
在社会网络中比较常见的网络中心性的度量是点度中心度，中心度代表某一个节点在贸易网络当中所处核心地位的程度。若与i点直接相连的连边较多，那么该点就具有较高的点度中心度。本文测算了2000-2020年全球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图2 全球2000年、2012年和2020年出口关系简化图
本文使用的棉花贸易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区域贸易协定数据来源于WTO数据库，政治距离数据来源于WGI（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数据库。本文运用政治距离来衡量两国之间外交政策导向的差异程度，政治距离越远，两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导向差异越大，且政治距离数据是随时间改变的。本文使用的文化距离数据来源于Geert Hofstede主页（https://geerthofstedecom）。在此数据中，文化距离越大代表文化差异越大，文化距离数据只是2015年。本文使用的棉花产量、棉花价格以及棉花补贴的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FAOSTAT），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数据库，国家间地理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地理距离数据不随时间改变）。本文根据实证研究的需要，选取2000—2020年全球151个国家（地区）的棉花行业数据，样本量为10 936个。
3.2 变量选择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一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用点度中心度衡量，i国的点度中心度表达式为：
其中，a ij表示i国是否将棉花出口到j国，若出口则为1，否则为0。在贸易网络中，i点的关系越广，该点在网络中越重要。
本文的解释变量有3个：①贸易协定是否缔结。若出口国i与进口国j之间截至t年签订过贸易协定，该变量就为1，否则为0。②政治距离。本文通过引入各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所构建的“理想点差异”新型指标来衡量两国间政治距离。③进口国j的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用j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点度中心度来衡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进出口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口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出口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出口国的棉花产出、出口国的棉花出口额、出口国棉花出口价格、出口国棉花补贴等。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
表2 模型变量描述性统计
3.3 实证模型
在探讨哪些因素影响一国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实证研究领域中广泛使用扩展的引力模型。为验证本文的假说H1，本文综合借鉴已有文献的实证方法，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式（1）中，i为出口国，j为进口国，t为年份。被解释变量Degree it为i国在t年的棉花贸易网络中的点度中心度，地位较高的国家其点度中心度较大，代表该国与其他国家的棉花贸易往来较为密切。解释变量包括：①RTA ijt-1，表示两国截至t-1年签订贸易协定状况。若截至t-1年两国签订过贸易协定，则RTAijt-1为1，否则为0。②Political ijt-1，表示两国之间的政治距离。政治距离越远，两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导向差异越大。③Degree jt-1为进口国j的贸易网络地位，用点度中心度衡量。控制变量包括：①Culture ij，表示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文化距离越大代表文化差异越大。②出口国GDP（GDP it-1）。③进口国GDP（GDP jt-1）。④进出口国之间的地理距离（Distance ij）。⑤出口国的棉花总产值（Product it-1）。⑥出口国棉花出口额（Export ijt-1）。⑦出口国棉花出口价格（Price it-1）。⑧出口国棉花补贴（Subsidy it-1）。δi为出口国的固定效应，吸收了不随时间改变的出口国的国家特征，比如出口国的地理面积、农业耕种面积等。δj为进口国的固定效应，吸收了不随时间改变的进口国的国家特征，如贸易国相关的比较优势。δt为年份的固定效应，控制时间趋势，以吸收一些周期性冲击给模型带来的影响。εij是随机扰动项。本文模型均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做法，因此降低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4.1 基准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以上实证模型（1）的回归结果。列（1）报告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i、j两国缔结贸易协定、两国间政治距离以及进口国j的棉花贸易网络地位对i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列（2）在列（1）的基础上控制住两国间文化距离以及标准的引力模型中的变量——出口国GDP、进口国GDP以及两国间地理距离，列（3）在列（2）的基础上控制住i国棉花总产值以及i国向j国出口棉花的出口额，列（4）在列（3）的基础上控制住i国的棉花出口价格和棉花补贴。列（5）对模型中每个变量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每个变量前系数可比较大小。为了控制与贸易国、年份相关的特征，本文在所有回归中加入了出口国、进口国以及年份固定效应。表3 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点度中心度）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表3列（1）至列（5）的回归结果可知：第一，区域贸易协定（RTA ijt-1）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说明i国与j国缔结过贸易协定可以显著促进i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贸易协定缔结数量越多，代表一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深，棉花在贸易过程中享受特惠关税待遇的概率就越大，网络地位提升越快。第二，政治距离（Political ijt-1）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政治距离越远越会抑制出口国棉花网络地位。政治距离越远，两国间外交政策就会存在较大不同，增加了政治风险，因此会抑制一国棉花网络地位的提升。第三，进口国棉花地位（Degree jt-1）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会抑制出口国本身的网络地位。这是因为，进口国棉花地位较高会给出口国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进而抑制出口国棉花地位的提升。表3的列（1）至列（5）均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是显著符合预期的，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由表3列（2）至列（4）结果可知，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并未发生显著的改变，且控制变量的系数是符合预期的。文化距离（Culture ij）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文化差异越大越会促进出口国棉花网络地位提升。根据产业内贸易理论，为满足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出口国会出口不同种类的棉花到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这也会提升出口国的网络地位。i国经济发展水平（GDP it-1）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出口国网络地位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代表着出口国的供给能力和进口国的需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越大，也会带动出口国网络地位的提升。进口国j经济发展水平（GDP jt-1）的系数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进口国j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不仅包含棉花产业还包含其他非棉花产业，因此对i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并不直接。两国间地理距离（Distance ij）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出口国选取进口国时选择地理位置较近的会更容易提升自身的网络地位，因为地理位置近意味着贸易成本低。i国的棉花总产值（Product it-1）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出口国棉花产出越多，越会促进i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因为棉花产出多说明棉花供给充足，进而可促进其地位的提升。i国向j国的棉花出口额（Export ijt-1）的系数在列（4）是显著为负的，即当出口国i向进口国j出口棉花较为集中时会抑制i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说明出口国向进口国出口棉花的深度与出口国棉花出口的广度之间是替代的关系。i国棉花出口价格（Price it-1）的系数在列（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棉花价格的提升代表着棉花质量的提高，这会促进一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i国棉花补贴（Subsidy it-1）的系数在列（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棉花补贴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推动一国棉花的种植和出口、保证其棉农利益，进而提高该国在棉花贸易网络的地位。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本文的基准模型支持了本文的假说H1。表3列(5)每个变量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此每个变量前系数可比较大小。各核心解释变量对出口国棉花网络地位的影响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RTA> Political>Degree。由此可见，出口国在选取进口国时可根据此顺序进行参考，进而提升本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在模型估计的过程中往往遇到内生性问题。导致上述计量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可能原因有以下3个方面。第一，测量误差的问题。如果上述模型中i国棉花网络地位以及核心解释变量等存在测量误差，那么模型的估计结果会产生系统性偏误，因此需要尽量减少变量的测量误差问题。为解决此担忧，本文从3个角度出发尽可能地考虑测量误差的影响。①采取修正变量设置的措施。表4列（1）将被解释变量i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度量换成用中介中心性来进行衡量。结果显示，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并不会对回归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②更换计量方法。本文之前的计量方法均为多维固定效应OLS的方法。由于被解释变量为计数变量，可以将计量方法更换为多维固定效应泊松估计（PPML）的方法，此方法可解决对数线性模型中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表4列（2）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未发生显著改变。③采取多维聚类标准误。根据Cameron和Miller处理标准误的经验法，将标准误聚类在解释变量的层级上。表4列（3）将标准误聚类在出口国年份以及进口国年份层级上，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以及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改变，说明本文的模型是稳健的。第二，遗漏变量问题。如果上述计量模型中缺少了与i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相关变量，遗漏变量问题就会发生，从而导致模型估计出现偏误。为了排除那些不随时间改变的国别配对组的固定特征给模型带来的影响，例如两国之间是否使用共同的语言、两国是否拥有共同的法律来源、两国是否接壤等特征，本文在表4列（4）控制了国别配对组的固定效应，此种固定效应的控制大大降低了由此引发的内生性问题。第三，反向因果问题。反向因果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国贸易网络地位可能会影响贸易协定的缔结。本文基准模型通过将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的做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反向因果，因为在构建模型之初就假设了是贸易协定的缔结等解释变量发生在先，而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改变发生在后。为了进一步解决反向因果问题，表4列（5）采用IVGMM的方法，并且控制了国别配对组的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均显著符合预期。上述分析处理和讨论证明了本文的基准模型是稳健的，假说H1是准确可靠的。
在进行了上述实证研究后，本文进一步验证假说H2、H3和H4，即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接下来将从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影响i国棉花技术创新（假说H2）、i国对外直接投资（假说H3）以及i国生产棉花的国际竞争力（假说H4）间接影响i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3个方向进行探讨，并且在进行每一个机制分析时模型都采用了国别配对组固定效应和GMM两种回归分析方法。表5列（1）和列（2）均是将出口国棉花技术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来验证本文的假设H2，结果显示：第一，贸易协定的缔结显著促进了出口国棉花技术的创新。嵌入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网络意味着节点成员国（地区）之间不仅能够降低棉花关税以及其他贸易壁垒的使用，还能够防止成员国（地区）之间过度竞争或使用保护主义政策，这为技术研发的溢出创造了有利环境。第二，政治距离的拉大抑制了出口国棉花技术的创新。两国之间政治距离较近，意味着两国进行资源和信息交换所面临的政策阻碍相对较小，这增强了一国从他国获取棉花种植技术的信息和资源能力，进而拉动了对棉花种植的技术研发。第三，伙伴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下降可促进出口国对棉花的研发投入。根据核心边缘理论，成为核心国的国家可获取更多棉花种植技术，对技术的流动拥有较强的掌控权，进而使较少的技术传播到其他辐条国家。技术进步提升了出口国的棉花贸易网络地位。表5列（1）和列（2）的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说H2。表5列（3）和列（4）均是将出口国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来验证本文的假设H3。结果显示：第一，贸易协定的缔结显著促进了出口国对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背后存在规避反倾销壁垒的动机。棉花出口的成本优势体现在廉价劳动力成本或原材料成本等方面，而这种成本优势很难通过投资东道国来进行补偿。但若双方缔结了双边投资协定即可显著促进出口国投资活动的发生。第二，政治距离的拉大对出口国对外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当两国之间政治距离越接近时，其政策导向越相似，进行棉花贸易所面临的阻力越小，进而促进投资的发生。第三，进口国棉花网络地位的提高会抑制出口国对外投资水平。当进口国j在棉花贸易网络中地位较高时，该国可以获得更便宜的产品，吸引更多辐条国的投资，进而增加j国的资本，提高闲置资源的利用率，而这会对出口国i产生替代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提升了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因此，从表5列（3）和列（4）的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说H3。棉花出口国际竞争力可用显性比较优势作为代理变量。显性比较优势是经济体在贸易结构中表现出来的优势。一国在棉花产业的出口上是否存在优势可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来体现。具体如下：
其中，X cotton,i为i国出口棉花产品的出口额，X ti为i国出口农产品的总值；X cotton,w为世界出口棉花的出口值，X tw为世界农产品的总出口值。RCA cotton,i大于1，表示该国（地区）在棉花出口上相对集中，具有比较优势。表5列（5）和列（6）均是将出口国显性比较优势作为被解释变量来验证本文的假设H4。结果显示：第一，贸易协定的缔结显著增强了出口国的国际竞争力。贸易协定的缔结打破了高关税的束缚，降低了棉花贸易成本，提升了国际竞争力。第二，政治距离的缩短有助于出口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政治关系的恶化会导致双边贸易成本上升，因此政治距离越小，出口国所展现出来的棉花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越大。第三，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会削弱出口国国际竞争力。根据核心边缘理论，核心国无论在贸易、投资还是获取资源方面均拥有较强的优势。中心区的增长会拉大与边缘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当进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处于较高地位时，其在网络中的特殊位置会侵蚀出口国的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促进了出口国的棉花贸易网络地位。表5列（5）和列（6）的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说H4。
6.1 结论
本文基于2000—2020年全球151个国家（地区）的棉花贸易网络数据，考察区域贸易协定缔结、政治距离以及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对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并对其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出口国与进口国签订过区域贸易协定、两国之间政治距离较近、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较低，有助于提升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而且三者对出口国棉花网络地位的影响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区域贸易协定> 政治距离>进口国棉花网络地位。第二，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下降，通过影响出口国棉花技术创新水平间接影响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以区域贸易协定为纽带、以政治制度相似性为制度保障、以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为竞争，加速了出口国棉花的技术创新水平，奠定了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中心地位。第三，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下降，通过影响出口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间接影响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借助区域贸易协定的伙伴关系为投资选址提供可识别机制、通过降低政治距离带来的“冰山成本”以促投资、避免与棉花网络地位较高的国家过度竞争以抢夺投资机会，均可以显著提高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第四，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下降，通过影响出口国国际竞争力间接影响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以及进口国棉花网络地位的下降为出口国拓展棉花贸易提供了很大便利，在降低关税成本的同时，能够通过扩大贸易网络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6.2 政策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贸易摩擦。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如何防控贸易风险布局好棉花贸易网络是当前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4点关于提升中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地位的策略。第一，全球棉花贸易网络快速成长，意味着良好的国际市场机遇但也面临较大的外部国家竞争，中国在所处的棉花贸易网络的中心地位持续提升。应借助上海合作组织事实上，在不同的棉花贸易网络中，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所构成的棉花贸易网络中，中国从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前的主要“出口商”演变为2017年的“中间商”再到2020年的“核心国”。2020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是互补关系，可展开棉花贸易合作。、“一带一路”等合作机制平台，加强与互补板块的合作潜力，处理好棉花产品贸易竞争关系，优先加强与地理距离和政治距离接近、文化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棉花网络地位相对弱的国家开展棉花贸易政策互动，进而借助核心国家在棉花网络中的凝聚作用，带动全球各国棉花贸易联系的共同提升。第二，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提高中国棉花行业的“含金量”，做好全产业链布局，协调好棉花的种植、加工、销售以及经营等各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注重对棉花行业的投资力度，合理引入外资进而有效提高中国棉花在全球棉花价值链中的位置。第三，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建设，借助区域贸易协定为投资选址提供决策性参考。维护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对外直接投资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防止与竞争对手的过度竞争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第四，提升棉花贸易国际竞争力，需要关注不同板块在棉花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有针对性地综合考虑贸易协定、政治距离、经济规模、地理距离、文化差异等对棉花贸易关系的影响。棉花贸易能力受棉花生产能力的重要影响，目前中国在全球棉花贸易网络中属于兼顾型板块，且中国处于核心国控制地位，应与进口型板块中各国展开积极合作，充分挖掘全球各国巨大的棉花贸易潜力。此外，需注重拓展印度尼西亚、新西兰等纺织品贸易占比较大国家市场，在构建更为广泛的棉花贸易网络的同时让棉花产业成为连接上下游产业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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