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泰 | 许负故事所见相人术与文景政局书写 ——兼论历史故事的叙述本源

许负故事所见相人术与文景政局书写

——兼论历史故事的叙述本源

文丨周金泰

作者

周金泰

周金泰，1989年9月生于天津，2008-2019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秦汉史、汉唐间知识史及中国古代博物学史，在《中国史研究》《文史》《学术月刊》《史学月刊》《史林》等刊物发表过若干篇学习心得。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史籍中存在数量可观的相人故事，故事中相人术不仅是一种用来预测命运的形法知识，更是一种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功利知识。尽管我们尚不能断定相人故事真实与否，但它们在特定政治事件中所承担的功能却是可以被把握的。本文选取《史记》所载汉初女相师许负的相人故事为个案，详考许负故事的背景与原委，并着重讨论了其与文景政局书写的关系。许负故事产生于文景朝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并参与了文景之治的建构过程，藉由许负故事，文景政局中某些历史细节或可更为清晰地被呈现。同时，司马迁选择将许负故事收入《史记》，亦是其叙史策略之需。

关键词： 

许负  相人术  文景之治  政治合法性  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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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传统史学，还是在现代史学中，政治史均占据相当主流的地位，因而需要不断被“重写”。依笔者的观察，当下学界正在三个方向上尝试“重写”政治史：第一，依托出土材料，如中古史领域利用率较高的墓志，以补传世史料之阙；第二，仍基于传世史料，但采取“史料批判”眼光，通过分析史料生成的权力因素以揭开历史隐匿“真相”；第三，摒弃现代性眼光，重视谶纬、数术等所谓一般知识信仰在古代政治文化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上述三个方向时常交叉进行，最常见的是方向一与方向二结合，即比较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对同一政治人物或事件的书写差异，并分析文本差异的生成语境，从而形成对政治史的多层次理解。笔者认为，方向二与方向三结合，也是一个可行研究思路：方术参与了历史事件，但最终亦落实于历史文本之中，那么这些方术事件如何生成与书写并形塑了政治合法性，就自然成为观察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有益视角。这篇文章将选取相人术——这一常出现在古代史籍中用以铺垫政治人物命运的方术为个案，以期对此有所回应。

相人术在汉代知识体系中被归入形法一类，《汉书·艺文志》述形法大义：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

相人术杂糅五行、命理、卦易、医学等知识，可谓古人“物”“象”关系认知之反映。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相人术被视作迷信知识而遭到研究者漠视，稍有涉及者，亦对其持批判态度。

后与史学观转换相应，相人术开始作为一个正当话题被讨论：学者或从相人术本身出发，探讨其方术原理与源流；或从医学角度出发，致力于在体相与病理间建立联系；或从文学角度出发，探讨相人术在小说人物塑造中的功用；或从艺术角度出发，探讨相人术对传统肖像画创作的影响。此外，敦煌遗书中保留有十多件唐及唐前相书写本，新史料的介入一度推动了相人术研究进展。

上述研究进路外，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史籍中相人故事大多集中于政治人物身上，这决定了相人术实为一种功利方术。多数情况下，它是为了呈现特定的政治合法性而存在的。与之相较，相人故事的真实性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此，不拘泥于故事真伪，转而探讨其被“制造”的情境与机制，不失为一种研究进路。

我们注意到，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女相师许负的相人故事。许负是相史上里程碑式人物，她主要活动于汉初，曾先后为薄姬、周亚夫等人看相，所涉政治人物与事件不可谓不重要，但目前对之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著仍付诸阙如。有鉴于此，本文将选取许负相人故事为个案，除分析故事原委及产生背景外，还将重点讨论相人术在刻画文景政局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功用。

许负生平及其疑点辨析

《荀子·非相》：“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颇道先秦名相师谱系。而至秦汉之际，相师中最负盛名者当推许负。许负在相史上地位极高，《三国志》裴注：“观骨形而审贵贱，览形色而知生死，许负、唐举不超也。”又《金楼子·兴王》：“有桑门释僧辉，不知从何来也。自云有许负之法。”可见魏晋之际许负已被视作顶尖相人高手，以致“许负之法”成为“相人术”代称。

许负生卒年不可考，后世敦煌类书《琱玉集》（S.2072）“善相”条载其“秦始皇时人也”，传世史料所见许负事迹则集中于汉初之世，两者并不矛盾，大致可推定其为由秦入汉之人。许负生平主要见于《史记·外戚世家》：

薄太后，父吴人，姓薄氏，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阴，因葬焉。及诸侯畔秦，魏豹立为魏王，而魏媪内其女于魏宫。媪之许负所相，相薄姬，云当生天子。

又《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条侯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亚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其口曰：“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

司马贞《索隐》云：

应劭云：“河内温人，老妪也。”姚氏按：《楚汉春秋》高祖封负为鸣雌亭侯，是知妇人亦有封邑。

又《史记·游侠列传》：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

《汉书》谈及许负，大多照录《史记》原文。除此之外，还有如下汉代文献提及许负。《论衡·骨相》：

夫钳徒、许负，及相邓通、倪宽之工，可谓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体之证，睹富贵贫贱，犹人见盘盂之器，知所设用也。

又《论衡·初禀》：

居禄秩之吏，禀富贵之命，生而有表见于面，故许负、姑布子卿辄见其验。

又《潜夫论·相列》：

及唐举之相李兑、蔡泽，许负之相邓通、条侯，虽司命班禄，追叙行事，弗能过也。

上引史料，除《游侠列传》述郭解为许负外孙，其余皆述许负相人活动，由之可提炼出“相薄姬”“相亚夫”和“相邓通”三个相人故事。先对许负生平疑点进行辨析。

第一是许负性别问题。

前揭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应劭语称许负为一“老妪”，又引姚察按语称“妇人亦有封邑”云云，皆道许负为女性。许负为女相师本无疑，但泷川资言却对此持怀疑态度，《史记会注考证》之《外戚世家》篇考证云：“许负，郭解外祖父，相周亚夫，见《绛侯世家》。”又《绛侯周勃世家》篇考证云：“《游侠传》云：‘郭解，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外戚世家》云：‘魏媪之许负所相薄姬。’其人男子，非妇也。”泷川氏之所以有此论，乃因其会注《史记》时，发现不存于今《史记》三家注本张守节《正义》一条：“负，名也，非妇也。” 。我认为泷川之说并不能成立，有如下证据：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曾指出：“孔衍《汉魏春秋》曰：‘许负，河内温县之妇人，汉高祖封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为今东人呼母为负，衍以许负为妇人。”松之引“东人呼母为负”习俗论证许负为女性，可备一说。又《汉书·张陈王周传》亦见以“负”为名者：“户牖富人张负有女孙。”虽前有周寿昌、王先谦等人以“张负”为“丈夫名”，但陈直对此指出：“按老妇称负，始见于《列女传》卷三之魏曲沃负，负为媍字省字，亦妇字之或体。汉代妇女名负者更多。如《高祖纪》之武负，《周亚夫传》之许负，本文之张负，居延木简之郑负皆是也。王周两家之说皆非。”陈直一说几乎否定了“负”专为男性名说法。他还结合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许负为女性：“西安汉城遗址曾出‘许负’穿带印一方，其一面为‘许女’二字，此印面积宽大，确为西汉初期制作。”由是观之，许负为女性应无异议。此外亦应指出许负为女性可能更符合汉代方术史实际，《史记·封禅书》：“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女巫”一职可上溯《周礼》，《封禅书》这条史料表明，“女巫”在汉代仍作为具有性别属性的方术活动者被单独提出。事实上，由于与上古巫文化的特殊渊源，以及与媚道、房中、驻颜等方术的天然联系，女性构成汉代方士之主体，故许负为女相师亦可找到文化背景上的支撑。

第二是许负封侯问题。

前揭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楚汉春秋》称许负曾被刘邦封为“鸣雌亭侯”。后世敦煌类书《琱玉集》（S.2072）“善相”条亦载：“豹后被煞，高祖因纳薄姬，遂生文帝，果如许负之言。高祖后封许负之为雌亭侯。”后世《类林杂说》卷五《相征》不引出处亦载“许负，秦始皇时诸侯并起为逆，与高祖相薄姬为夫人，而生文帝，封负为睢亭侯。”《琱玉集》《类林杂说》所载与《楚汉春秋》相似，但分别作“雌亭侯”和“睢亭侯”，恐传抄之误。汉初女子封侯并无不可，但早期文献中，许负封侯事却独见于《楚汉春秋》，考诸《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皆无许负之名，又《汉书·周亚夫传》亦不注许负封侯。因此，历代学者皆对许负封侯持怀疑态度，如裴松之注《三国志》称：“然汉高祖时封皆列侯，未有乡亭之爵，疑此封为不然。”陈直亦指出西汉无亭侯名且鸣雌非食邑，故许负“鸣雌亭侯”之名恐为杜撰。此外，史籍明确记载汉初女子封侯者三人：鲁侯奚涓母刘疵、萧何夫人（名同，姓不详）及吕后妹吕媭。前两人皆因侯国无人继承而得封。吕媭则于吕雉大封诸吕时得封，吕媭作为樊哙之妻，在诸吕中地位特殊，又有吕后提高族中女性地位的可能考虑，得封亦合情理。反观许负，则无封侯缘由，前引《琱玉集》《类林杂说》皆言其因相薄姬生文帝之功得封，但文帝未于高祖生前获赏识，故此类解释乃带有“后见之明”的追述，恐不能成立。

第三是许负著述问题。

学者指出，许负之所以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最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以其名字命名的《相经》的流传。”《汉书·艺文志》未著录此书，但有“《相人》二十四卷”，其是否与许负有关，尚无法断定。提到许负《相经》的是《史通·书志》：“至若许负《相经》、杨雄《方言》并当时所重，见传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书，何独舍诸？深所未晓。”刘知幾批评《汉书》未设《人形》《方言》二志，所言“见传流俗”表明许负《相经》流播之广，“幸有其书”表明至少在唐代，许负《相经》仍可得见。但刘知幾所见《相经》是否为许负所作？我认为因《汉志》未著录此书，故应审慎定为托名之作。除《相经》外，历代托名许负之相书还有很多：《隋书·经籍志》著录已亡佚的樊、许、唐氏《武王相书》，许氏当指许负；《历代名画记》记录相图《黄帝、薛、樊、许氏相图》，许氏亦指许负；《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许负《相男女经》；《通志·艺文略》著录《许负金歌》、许负《相书》；《宋史·艺文志》著录许负《形神心鉴图》、许负《相诀》；而在堪称古代相法集大成之作的《神相全编》中，甚至有《许负听声》《许负相德器》《许负相耳》《许负相口》等多种托名许负之作。历代托名许负相书如此之多，表明：第一，许负在相人术史上地位尊崇，后世托名以显其贵；第二，相人术注重经验与技术积累，历代沿袭损益不大。许负可能创立了一些经典原则，故被后世托名继承。论及许负著述，还应注意到敦煌写本许负系统相书：现存12件敦煌写本相书残卷中，有5件属许负系统，它们共同点在于书名均题作《相书一部》或《相书一卷》，作者均称“汉朝许负等一十三人集（撰）”。五件残卷形式、篇目、内容相似。这些写本与前引托名许负相书情况相似，王重民指出：“自古传行民间，久失撰人姓氏（或出于众人之手，原无撰人姓氏），尊许负者便题许负相法，尊袁天罡者或谓为袁天罡相书；更多托古人，以炫其名贵。”

第四是许负相邓通问题。

上文提到许负“相薄姬”“相亚夫”和“相邓通”三个相人故事，前两个《史》《汉》记载凿凿，唯“相邓通”一事记载隐晦。《史记·佞幸列传》：“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其中“善相者”为何人，《史记》未做明确交代。只不过在《潜夫论·相列》中有“许负之相邓通、条侯”之语。但《论衡·骨相》又说：“夫钳徒、许负，及相邓通、倪宽之工”，王充将许负与“相邓通之工”并列，显然认为“善相者”并非许负。我认为“善相者”为许负不能成立：《潜夫论》成书晚于《史记》《论衡》，所言“许负相邓通”恐为比附。这种推测不无可能，“善相者”言邓通“当贫饿死”，而前引许负相亚夫亦云“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邓通与亚夫相辞、结局皆相近，故极易将两者混淆。后世《金楼子》述邓通相貌：“邓通从理入口，相者曰：‘必饿死。’”邓通相貌多出不见于《史记》的“从理入口”，可能亦是比附亚夫而来。黄晖校释《论衡》亦持此论：“《史》、《汉》未言饿死表候，然此与亚夫相同，未审记讹，抑别有据。”情节单薄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吸收相似故事情节以充实自身，极合情理。如在明代小说家那里，《潜夫论》与《金楼子》各自对“善相者相通”所做的发挥竟合流了：“其时，有神相许负相那邓通之面，有纵理纹入口，必当穷饿而死。”。综上，《潜夫论》所言“许负相邓通”乃比附叙事，并不纳入本文考察范围。

许负相薄姬与文帝即位

过滤掉“许负相邓通”，与许负有关的相人故事就只剩下两个：“许负相薄姬”与“许负相亚夫”，这两个故事实则关乎文景政局中两件大事——文帝即位与周亚夫之死。

据前引《史记·外戚世家》，薄姬乃魏王宗家女魏媪与人苟合而生，被魏媪带入魏王宫前曾往许负处看相，许负谓薄姬“当生天子”。薄姬一生历两次婚姻，最先嫁与魏王豹：“豹初与汉击楚，及闻许负言，心独喜，因背汉而衅，中立，更与楚连和。”按《史记》所表，豹为相辞蛊惑，才意图在刘邦、项羽间阴持两端以获渔利。《史记·魏豹彭越列传》：“汉王令豹守荥阳。楚围之急，周苛遂杀魏豹。”豹未及“当生天子”应验便身死。又据《外戚世家》，豹败亡后，薄姬旋即入刘邦织锦室，得幸而入后宫。

但此后《外戚世家》又说薄姬“岁余不得幸”，表明彼时身为汉王的刘邦可能并不知晓“当生天子”相辞，只是后来因见薄姬受宫中美人嘲笑才“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正是这次召幸，薄姬有著名的“苍龙据吾腹”之梦，继而“一幸生男，是为代王”，代王即是后来承继大统的文帝。

薄姬历两次婚姻，“当生天子”相辞先隐而不发，与刘邦结合后方才应验，与之关系最密切事件便是文帝即位。文帝初封代王，在代国度过的17年光阴中，一直超然帝国事务之外，后入主长安，对其而言实属意外。文帝于诸吕之乱后得立，功臣集团剪灭诸吕并废掉“非真孝惠子”的少帝，围绕由之造成的帝国最高权力真空问题，他们有过一场著名讨论，具引于下：

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適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

当时有机会接掌帝国权力的除文帝外，尚有齐王刘襄和淮南王刘长，文帝之所以能在三人中胜出，倒真和薄姬有些关系，但并非因“当生天子”相辞，而因“薄氏谨良”，刘襄、刘长则皆因“母家恶”而不得立。以母家势力来决定新帝人选，显然是功臣们吸取诸吕之乱教训的结果，但这并非唯一原因：先看刘襄，其以诛吕为名发兵齐地，觊觎帝位之心早已昭然若揭。刘襄势强，功臣恐日后见诛故不立之，明人王世贞就说功臣是“虑他日之见诛，而贪代王之仁弱”。

再看刘长，检诸史籍，刘长母家仅存周阳侯赵兼一人，并无恶行记载，但《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刘长“蚤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常附吕后”恐是刘长不得立的真正原因。由此也不难对比出文帝得立有三点优势：

第一，母家闇弱；

第二，无法对功臣集团造成威胁；

第三，与吕氏集团无涉。

可以说，是功臣集团主导了文帝即位，左右他们做出选择的是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诸吕之乱后的特殊政治情境，使薄姬“当生天子”实为必然。

既然文帝即位是顺应彼时政治情境之事件，那么许负相辞又有何功能呢？我认为其可视作对文帝即位合法性的缘饰。作为继体之君，文帝实际极度缺乏威信，《史记·孝文本纪》记下了其在得知被拥立后的一连串犹豫举动，包括召集群臣商议、占卜问疑、遣母舅薄昭前往周勃处探听虚实等，最终才“毋可疑”入京承统。即便如此，进入长安前仍“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文帝之谨慎并非仅性格使然，实因他的政治威权不高：

首先，文帝并非当时最佳新帝人选；

其次，文帝为功臣所立，可谓“君臣倒置”。

回到前引《吕太后本纪》功臣讨论，三位“候选人”中，淮南王刘长因“年少”且“母家恶”，早早退出竞争行列。

倒是齐王刘襄相较文帝似乎更具优势：

首先，汉代帝位继承原则是“父子相传”，《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载窦婴一段著名言论：“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功臣集团从自我利益出发已将少帝合法性抹掉，但惠帝合法性尚存，按汉之家法，新帝宜在惠帝子侄辈即高祖孙辈中选定。《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琅琊王刘泽对刘襄之评价：“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适长孙也，当立。”表明刘襄作为刘邦长孙，的确最具即位资格。

其次，在刘氏宗室全面受到诸吕压制时，刘襄率先联合其弟朱虚侯刘章出兵反抗，在诛吕一役中可称宗室领军。反观文帝，优势则远不及刘襄，功臣们给出文帝即位理由是“今高帝见子，最长”和“仁孝宽厚”。

前一条不及刘襄“高皇帝適长孙”符合法理，后一条亦不及刘襄军功来得实际。如前所述，文帝最终脱颖而出是特定政治情境中各方势力角力和妥协的结果，是功臣们考量自身利益的抉择，易言之，文帝以宗藩身份而非太子身份承统，其权力是功臣们联合赋予的，这就出现所谓“臣立君”的倒置，从而背离了君尊臣卑的政治伦理，在与功臣的博弈中文帝处境尴尬。

以上大致呈现出文帝即位时所面临的正统性危机，他该如何化解呢？过往研究已经揭示出文帝通过恰当处理代国旧臣与汉之功臣关系、用“易侯邑”与“令列侯之国”之法分化功臣列侯及淮南国势力、调整东方王国政策等做法稳定了即位之初政局。这些举措凸显出文帝从政之老练，属于比较“实”的维稳途径，此外尚应留意比较“虚”的那一面，如文帝对自身躬俭形象的经营就为其带来巩固统治的道德资本，而另一更为重要的“虚”途径就是借助方术帮助。用方术神化统治者以赢得统治合法性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常态，“当生天子”相辞应诞于此背景下，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方面，汉初行政重鬼神数术，文帝即是一位方术色彩极浓的皇帝。除上文提到其曾占卜决疑外，文帝即位后大力任用术士新垣平等人，他宣室问政贾谊，所论亦多为鬼神之事，甚至宠幸邓通，亦因所谓“黄头郎推之上天”梦兆。在此等氛围中，方术所建构的政治合法性显然是被认可的。《外戚世家》除载薄姬“当生天子”相辞外，还载薄姬“苍龙据吾腹”之梦，这两个预言皆与文帝出生相关，故带有“命定论”倾向，共同“制造”出文帝即将继承大统的“天命”。

另一方面，若考察《史记》所记西汉诸帝，便发现除文帝外，另一有过看相经历的便是高祖刘邦。

《史记·高祖本纪》是以刘邦微时一连串传奇经历开篇的，在接连讲过刘媪梦神、醉卧见龙、酒家弃债和“大丈夫当如此”四个故事后，紧接登场的便是两则相人故事：先是吕公相刘邦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并将其女即后来之吕后许配刘邦；再是姓名不详老父为其一家四口看相，言阖家皆贵，刘邦则是“贵不可言”。这两则相人故事的出现亦不难理解：作为开国之君，刘邦论证皇权合法性的紧迫程度相较作为继体之君的其子文帝来说只大不小。特别是在“圣人异相”观念下，相人术（在西汉中晚期还会与谶纬结合）论证皇权合法性具有天然优势，正统性危及愈大，相人故事的出现就愈频繁。

所以，薄姬“当生天子”相辞如同谶言一般神化了文帝形象，文帝藉相人术，巧妙地将其权力来源从功臣转向天意，相人术为文帝即位提供了方术意义上的合理性论证，也化解了其统治过程中的正统性危机。

许负相亚夫与景帝朝君臣关系

相较“许负相薄姬”，“许负相亚夫”更为著名，以致后人提及许负，竟只记得这个故事：

“若夫周之叔服，汉之许负，各以善相称于前世，而书专记其効验之尤，著者不过公孙氏之二子与夫周氏之条侯而已。”

此故事之所以著名，乃因其情节曲折，《史记》中亚夫出场第一幕即为许负据亚夫“有从理入口”，预言其一生命运浮沉：

“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亚夫辩驳：“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

似乎也暗示了相辞应验难度之大。但正如我们所知，亚夫生命轨迹恰依此相辞展开：先是其兄周胜获罪去侯位，亚夫承之受封条侯，“后三岁而侯”应验；再是亚夫因平定七国之乱而擢为丞相，“侯八岁为将相”应验；最后景帝以亚夫越矩置办殉葬兵器为由将其投入狱中，亚夫绝食而死，“其后九岁而君饿死”应验。

上述三句相辞，以“其后九岁而君饿死”最为重要，它揭示出人物最终归宿，故而是“许负相亚夫”核心所在。与之关系最密切事件便是亚夫之死，此乃汉初政局中一桩大事，学界讨论已相当成熟。李开元指出，汉帝国起源于刘邦集团共天下之共识，由此所规定的皇权是一种“新型的相对性有限皇权”，两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和诸侯王国分割了皇权，从而形成“宫廷皇权、诸侯王国和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所形成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

但随着景帝以来皇权逐渐膨胀，以及军功受益阶层的没落和诸侯王国的弱化，这种政治结构日趋瓦解。周亚夫——作为没落的军功受益阶层代表人物，他的死亦应置于这一过程中加以理解。由此可见，周亚夫可视作汉初政治转型的牺牲品，权力膨胀的皇权势必会对功臣集团形成压迫之势，并杜绝皇权再次被分割的可能。李著以“军功受益阶层”为视角观察汉初政治，所论亚夫死因不能说错，其后学界讨论也依此路径展开。但正如仇鹿鸣所论，以“政治集团”分析政治史时往往会忽视“政治人”个体生命历程的复杂性。祝总斌便曾反思不能笼统地用君权相权之争来概括景帝、亚夫间矛盾。

因此，在皇帝压迫功臣、君权侵蚀相权这些宏观分析框架外，一些细节原因同样值得探讨：亚夫与景帝嫌隙渐深，乃因其在废立太子、外戚封侯及降胡封侯等事件中接连与景帝政见不合，这些大约是亚夫性格使然，明人王维桢就说：

“不封王信，不封降奴，见条侯抗直不回，而景帝发怒所自也。”

亚夫家族地位亦特殊，其父周勃在高祖功臣中虽位分不高，但随着张良、萧何等人离世特别是“诛吕安刘”之后，周勃俨然已成功臣集团核心，废少帝、立代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皆由其主导进行。文帝即位之初，周勃尚能“受厚赏，处尊位”，但之后接连免相、系狱，可见文帝对之猜忌之深。文帝朝与周氏家族形成的君臣矛盾自然顺延至景帝朝，亚夫平乱之功相较其父只大不小，汉初两次内政危机——诸吕之乱与七国之乱，实质是外戚与诸侯王国相继被打击的过程，执行这一任务的均是周氏家族，故亚夫遭景帝忌惮已不可避免。此外，景帝更现实的考虑应是为继任者武帝扫清障碍。景帝设宴时评判亚夫“此怏怏者非少主臣”，在后世《汉武故事》中还载有景帝、武帝父子间一段对话：

“帝问曰：‘尔何故视此人邪？’对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贼。’帝笑，因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汉武故事》所记未必有据，虽不能作为直接史料，但它设置武帝为当事人并着力刻画其与亚夫矛盾，表明亚夫乃少主威胁至少已是后人共识。

由此可见，亚夫之死亦顺应政治情境而发生，那就同样有必要审视“许负相亚夫”功能。我认为其为亚夫一生复杂的社会角色转换提供了方术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景帝朝君臣关系。亚夫封侯拜相直至饿死狱中，命运不可谓不离奇，许负相亚夫位于传记开篇，在下一节里我也会进一步讨论，这可能是史迁叙史策略之需，用相辞铺垫亚夫命运，于读者而言就不会对其后主人公剧烈的角色转换感到突兀。

至于相人故事产生背景，一方面是时人对英雄人生戏剧性的慨叹，可视作西汉社会英雄情结与侠义心理之投影。另一方面，若置于汉初政治演进线索中予以考察，其可解释为对景帝朝君臣关系的重塑。不夸张地说，亚夫身份的特殊性在于他是汉初功臣集团“最后一位代表”，伴随亚夫之死，汉廷最终转向了君尊臣卑的帝国君臣结构常态。毫无疑问，这一稳定结构的成立夹杂了阴谋。

若说汉初刘邦剪除异姓诸侯尚有清除“共天下者”的合理动机，那么景帝将已无实际威胁的功臣剪除殆尽以确保其后继者统治稳定的作法则多少悖于人情，在此背景下，亚夫之死也蒙上了宫廷秘辛色彩。

唐人笔记《独异志》载：

“帝付廷尉。饥食藁席九十日，至饿死。” 

这段带有臆测性质的叙述点出亚夫实际死于景帝之手，虽无凭据，但表明在后世舆论与社会心理层面，景帝诛亚夫可以“成立”。《史记》对亚夫之死描写亦颇暧昧：亚夫入狱前已有自杀之意，经夫人力劝已绝其念，为何入狱后复而绝食自戕？又狱吏所判亚夫罪名是十分荒谬的“欲反地下”。这些疑点都隐约透露出景帝诛亚夫之可能。亚夫平七国之乱助景帝渡过统治过程中最大危机，同时也使君臣关系变得微妙，景帝虽作为亚夫之死受益者，但不可避免陷入舆论尴尬。在古代政治语境中，“君臣辑睦”既是理想政治的经典标准，亦是统治具有合法性的表征，因为这意味着“政教平，仁爱洽”。故后世政论批评景帝，大多据“景帝诛亚夫”诘难。苏辙《汉景帝》：

“周亚夫为大将，……及其为相，守正不阿，恶其悻悻不屈，遂以无罪杀之……其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际，背理而伤道者，一至于此。”

洪迈《容斋随笔》“汉景帝忍杀”条亦感慨：

“卒以非罪置之死，悲载！”

景帝作为当事人，自然知晓此舆论危机，故不得不采取补救举措。史载亚夫死后“国除”，但不出一年即“复国”，景帝“乃更封绛侯勃他子坚为平曲侯，续绛侯后”，重新予以周氏优待，可视为比较“实”的补救举措。而方术所发挥的“虚”作用亦需留意，许负相亚夫故事中，相辞提前规划了亚夫人生结局，将其死因归为“从理入口”体相，这就转移了视线，在相人术缘饰下，君臣间矛盾被淡化。亚夫死年，近臣卫绾出任丞相，这是汉廷首位非军功阶层丞相，至此，皇帝实际掌握三公人事之自由任免，从而正式形成皇帝“私天下”格局。在这一新型君臣关系的确立过程中，相人术以规划权臣宿命的方式论证了这一政治转型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相人故事与政治史书写：追溯历史叙述本源

在古代政治生活中，人们常借助方术以寻求超自然启示，为自己提供心理暗示或向他人展示正当性。相人术是藉体相判断命运的预测性方术，这一特点使得它更易同政治发生关联，因为政治事件往往表现为政治人的命运升降，即政局变动所带来的社会阶层间规模流动和重新洗牌，所以相人术常被政客利用以达成特定政治诉求。在许负故事中，相人术既化解了文帝朝正统危机，又稳定了景帝朝君臣关系，不仅为现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供支撑，还凭借自身方术色彩对政治运作的结果加以缘饰。

可见相人术除方术功能外还存在政治功能：

一方面，若相人活动发生于政治活动前，则可为被相者提供自信，公布开来又会产生舆论造势效果；另一方面，更常见的情形是相人活动发生于政治活动后，为其结局提供合理性解释。

不能片面地用“功利”或“造伪”评判相人术政治功能，史家著史实际也是同所处时代进行对话，史迁笔下的许负故事折射出特定时空下的历史真实：汉代相人术在争取心理认同方面表现出价值，时人相信相人术可以为政治人身份转变提供解释，经相人术缘饰的政治合法性也得以承认。而这一事实成立的结构性因素则存在于汉代知识、政治、社会多层面：相人知识在汉代得以发展并被各阶层普遍接受；汉初行政重鬼神数术而赋予相人术以政治解释力；西周以来世袭贵族社会解体以及汉初高层政局动乱为相人术解释社会角色转换提供了空间。凡此种种，共同构筑了相人术在汉代政治生活中发挥功用的丰富语境。

许负故事中相人术只是表象，背后却是波诡云谲的政治势力博弈，其关涉的两大政治事件——文帝即位与亚夫之死——饶有趣味的是，恰贯穿文景之治始终，也给我们提供一个观察文景之治的新视角：文帝即位是功臣集团剪除外戚集团及排斥宗室集团的结果，亚夫之死则是功臣集团被打击的结果，而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则是皇权。许负故事预言了这一进程的必然性、论证了这一进程的合法性，从而使汉初政局的走向看上去顺理成章，文、景两帝成了许负故事的最终受益者。刘邦建汉，至文景则政局稍稳，诚如钱穆所论：

“然高祖以来，功臣外戚同姓三系纷纭之争，至此告一结束。”

检讨这一时段高层政局演变，吕思勉、傅乐成、西嶋定生、李开元等前贤皆采取了政治集团分析范式，至于以阶级史观写就的多种秦汉断代史中所使用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一类表述也只不过是这一分析范式的另一表现形式，他们的结论可基本总括为：外戚、宗室和功臣三集团连环相诛，最终朝向的是武帝一朝集中的皇帝权力体制。尽管此分析范式因其过于清晰的脉络性描述与目的性结论而招致学者批评，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一宏观而平实的说解事实上仍构成今人理解汉初政治史的基础。我们以许负故事为视角观察这一历史过程，所得结论亦无异前贤，甚至某种程度上使这个结论变得更合理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对这一结论进行继续反思的必要——为何借助许负故事会对文景政局有如此清晰的揭示？尽管本文开篇直陈研究立场——不拘泥相人故事的真伪而探讨其生成机制，但在此目标达成后，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一问题上来——许负故事可信吗？

可以确认，许负故事不可信。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我将尝试从内部——故事本身逻辑矛盾和外部——故事传播过程两个角度予以推理。

凡人看相，多问寿禄，但正史中相人故事却多关乎政治，这类天命性质故事大多不可信。如上文所引老父相刘邦故事中有惠帝耨田情结，但惠帝于刘邦称汉王时（前206）仅五岁，于刘邦微时就更无法“居田中耨”，班固注意到此细节，故在《汉书》中去“耨”字。鲁西奇考证此故事功能在于制造刘邦登基之天命，与本文所论许负故事功能基本可通。许负故事虽未出现如此明显纰漏，但内部仍有两个疑点：

一曰“不精致对称”。相法常见情形是相师精确概括被相者体相特征却只能大致推测其运势，许负故事洽与此相反，许负精准预测薄姬当生天子，亚夫封侯、拜相、系狱，甚至连具体时间也一并算出，但体相依据却十分粗糙，亚夫仅记“有从理入口”，薄姬索性未记，这显然不合相法逻辑；

二曰“选择性失忆”。薄姬凭“当生天子”相辞获宠于魏豹，但入刘邦后宫后竟不以此争宠，后薄姬以“苍龙据吾腹”争宠时亦不言“当生天子”。亚夫接连封侯、拜相且时间完全吻合，则不可能不寻求禳除之法以避免九年后“君饿死”。但他们均选择性“忘记”了自己有过看相经历，这也不合逻辑。

此外，许负故事更大疑点来自外部传播过程——最初发生在相者与被相者间的私密故事是怎样被公开的？又怎样辗转进入正史呢？这需对正史文本成立问题有所关注。如李开元曾分析史迁日常交游，推理出《史记》中荆轲刺秦、鸿门宴等名篇的成立过程，结论令人信服且极具启发性。西方汉学界对《史记》文本成立的关注更由来已久，甚至具体到史迁用多大“工作室”盛放竹简以及有多少助手搬运材料等琐碎问题对《史记》成书之影响。受上述思路启发，我们也要追问作为文本的许负故事如何成立。我注意到《风俗通义》一段有趣记载：

“世俗多传道：文皇帝少生于军，不知父所在，日祭于代城东门外。高帝数梦见一儿祭己，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为代王。”

这是一则关于文帝受封代王的神异传说，汉成帝听到后表示怀疑故求证于刘向，刘向的回答是“皆不然”。此传说旨在通过塑造刘邦与文帝间父子情谊来论证文帝即位合法性，功能与许负相薄姬略同，所以许负故事原本可能也是“世俗多传道”。上文虽指出文帝即位与亚夫之死带有必然性，但从当事人运势角度来看又带有偶然性，因此一般民众对王侯将相生命无常的慨叹与统治者维护现行政治秩序的企图结合，并融入相人术风靡的知识背景，文帝和亚夫的相人故事就顺势而生了。

又因许负是当时最著名相师，久而久之人们又把这两个故事嫁接给了许负。据《太史公自序》，《史记》搜集材料的重要方法是采录民间旧闻，“爱奇”的史迁大约听到了这个“世俗多传道”的许负故事就将其收入了《史记》，此过程如梁启超所论：

“其史迹本为作伪的性质，史家明知其伪而因仍以书之者。”

钱锺书亦指出：

“《史记》于‘怪事’‘轶闻’，固未能芟除净尽。”

至此可大致推测许负故事文本成立过程：先有文帝即位与亚夫之死，继有民间相人故事，最后史迁将相人故事收入《史记》，并调整时间顺序将其置于政治事件发生之前。

进一步要追问的是——史迁为何将许负故事收入《史记》？我认为这是其叙史策略之需，目的在于使其笔下的文景政局更合逻辑，这也间接表明史迁承认了许负故事所缘饰的政治合法性。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将历史文本等同于文学虚构的观点虽引发不小争议，但其在历史著述中区分出“编年史”与“故事”的做法似乎可与中国史学中二体问题相呼应。在怀特看来，当编年史转化为故事时，就有了可辨别的开头、中间和结局，从而被人们视为一个可理解的过程，特别是有了所谓“情节化模式”。

《史记》诞生时，文史边界本就模糊，其纪传体体裁更使得“情节”成为必要。许负故事便可视作使叙史情节化的功能性装置，它位于文帝、亚夫出场之前继而接引出主人公命运，从而使人物生命也成为一个可理解的过程。在相亚夫一例中，这种功能表现得尤其明显，史迁于传记尾声写道：“条侯果饿死”，杨树达敏锐指出这是“终许负之言”。为了进一步证明许负故事是史书中功能性装置，我还要指出两点：

第一，史迁对相人术将信将疑。他论张良和郭解，直陈以貌取人之失，否认体相同命运存在必然联系，可见其只在特定时机才“相信”相人术；

第二，《史记》中相师大多呈现“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特征，他们像提线木偶一样被史迁操纵着只在特定场合登台，完成使命后又大多“遂不知去处”。

政治史研究的难度在于把握“分寸感”，我们往往很容易就勾连出一条逻辑清晰的政治演进线索，但可能同时也陷入了“倒放电影”误区。毫无疑问，研究者由于握有时间优势，其对历史事件的把握超越于当事人。同时，政治史研究者由于大多受过现代政治学训练，加之广泛占有材料，自然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所谓政治理性，然后不自觉地将之移植给当事人，认为他们也会依此正确逻辑做出正确决策。

但我们必须认清的事实是：历史研究存在逻辑，而历史展开可能并无逻辑。具体至汉代政治史研究，所依托的核心材料——“前四史”——作为历史叙事的呈现，本身也具有逻辑。许负故事就作为这样一种叙史逻辑存在于正史之中，其目的在于使史家笔下的政治史走向变得水到渠成从而符合史家心中逻辑。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文以许负故事为视角观察汉初政局所得结论无异前贤无可厚非，因为我们事实上都在做同一件事——论证史迁的正确性，即揭示《史记》文本背后逻辑。

身处武帝朝的史迁和我们一样，同是掌握时间优势的文景之治“观察者”，他早已加工出一条逻辑清晰的文景政局演进链条，我们研究者所能做的工作则可概括为，借助现代政治史分析范式让这一链条以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的论文形式呈现出来，并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捕捉更多被史家“过滤”掉的历史细节：

第一，本文讲述的第一个许负故事是存在于历史情境中的，这是一个假故事，但作为功能性的历史记忆，它反应的历史真实是：伴随汉初笃信方术的社会心理及波诡云谲的高层政局变动，许负故事应势而生，它是所处时代的产物又反作用于时代，即凭借自身政治功能形塑了文景政局的合法性。

第二，本文讲述的第二个许负故事是存在于历史文本中的，这也是一个假故事，但作为功能性的历史书写，它反应的历史真实是：史迁著史亦是同所处时代对话，他将许负故事固化在《史记》中，不仅表明对相人术政治功能的认同，亦间接表明其对相人术所缘饰的文景政局合法性的认同，同时许负故事也成为其叙史的功能装置，使其笔下历史人物的生命及文景政局的走向变得更合逻辑。

第三，就推进汉初政治史研究而言，借助许负故事的帮助，我们可放大文景政局中若干复杂断面：如文帝即位之初的正统性危机、景帝铲除功臣后的舆论危机等。尽管借助“倒放电影”的《史记》做出接近政治现场的历史研究难度颇大，但这并非障碍，因为认清这一点正是走向更高层次政治史研究的关键。

余论：许负故事的当代层累建构

即便已推导出主要结论，本文也不能就此止住，因为我还想讲述第三个许负故事。这是一个最初现于网络论坛，后被编进网络百科词条，最终又被专业史家收入通俗史学读物的现代版许负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许负不再是《史记》中形象模糊的神秘人物，她手握玉玦出生，至八十四岁无疾而终，她还有家人、师承和官职，当然她的相人故事也变多了：为秦始皇看相，预言秦帝国崩溃；为刘邦看相，预言将得天下；为吕后看相，预言晚年掌权但遭历史恶名。显然，这里的许负经历了一次“层累建构”过程。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许负第一次被“层累建构”了，从《楚汉春秋》中“鸣雌亭侯”到《潜夫论》中“许负相邓通”，再到历代托名许负之相书，由于在相人术史上地位特殊，许负从未逃脱“被书写”的宿命。

今天，这个新故事凭借引人入胜的情节，影响力远超历史上“真实”的许负故事。网络与通俗史学读物构成今之公众了解历史的主要途径，不难想见，今天多数人所了解的许负故事可能是这个现代版的。一个“层累建构”的现代故事逐渐取代历史上的“真实”故事，这一现象颇堪玩味。编造者基于其对秦汉史的理解创作了这个故事，从而使其笔下的秦亡、汉兴、吕祸变得合理且生动。更重要的，大多数人居然接受了这个现代版许负故事，那么在传媒不发达、造纸术未普及、印刷术未出现的汉代，由于知识传播缺乏必要的检验机制，这个接受过程显然会更容易。

这个现代版许负故事可与本文所论第一个许负故事对应起来，因为它们都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编造出来的。而现代版许负故事被收入网络百科词条及通俗史学读物从而固化为一般民众所阅读的知识则与史迁将许负故事收进《史记》的情形十分相似。因此，弄清第三个许负故事，为我们近距离观察许负故事与文景政局书写的关系，特别是为弄清第一个和第二个许负故事的产生机制提供了一个现实而有趣的视角。

附记：本文初稿为笔者本科毕业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12年），后又两度删改修订（2016年，2018年），感谢导师余欣教授对本文的指导，感谢论文答辩时古代史教研室各位老师的批评指正。 

论文投稿日期：2018年10月11日

（注：为方便排版和阅读，文中注释已删除，

具体注释请参见期刊原文。）

原刊《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2期

吴丽娜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