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母狗”、P裸照，中大造谣事件为何成了“谋杀”？

奇亚籽爱传播新传考研 2023-03-28

“谣言，是最低成本的凶器，它只需要一个念头和一个舌头。”

6月17日，一篇名为《当“我们”作为“母狗”出现在朋友圈》的推文引起热议，文章揭示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恶性造谣事件——中山大学横跨5个不同院系、3个年级的17（目前受害人数已达20）名女生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被人伪造了大量卖yin、约pao的聊天记录和虚假裸照，莫须有的“指控”让这群无辜的受害者被无尽的焦虑和痛苦淹没。尽管目前核心造谣者赵铭晨已被开除学籍，但这些女孩们可能终生都要活在谣言的阴影之下。

无独有偶，早在去年7月份的一天，吴女士只是照常取了个快递，一个月后就成为了“与快递员偷情的富婆”。

众口铄金，三人成虎，如果你要问如何让一个人被“社会性谋杀”？在互联网时代，也许两张被伪造的聊天记录就够了。

一、谣言：一场低成本的谋杀

中山大学的这起造谣事件可以说是谣言传播的一个经典案例，真实演绎了什么叫做“三人成虎”。当谣言一旦产生，在网络环境的发酵之下便会进行裂变式传播，而辟谣则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和代价。

谣言与网络谣言

谣言的内涵：西方学者中对谣言释义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奥尔波特，奥尔波特和波特曼将谣言界定为——真实性未经确切证据证明且与当前时事相关的命题，一般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在人际之间流传。此外，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对谣言的解释也被学界公认，他认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综合看来，谣言主要具备了缺乏事实根据、公众感兴趣、未经证实等主要特性。

网络谣言：网络谣言则是指通过互联网载体，特定主体以公开或非公开的渠道制造缺乏事实根据或未经证实的信息并在信息网络传播。网络谣言保留了谣言的根本特征，又融入了互联网的特性如隐蔽性、非理性、传播速度裂变性和危害广泛性等。

那么谣言是怎么一步步走向一场“社会性谋杀”的呢？

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曾在《谣言心理学》中指出，谣言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为重要性和模糊性，并归纳出谣言发生的著名公式：R（谣言的杀伤力）=I（重要性）× A（模糊性），即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1953年，克罗斯对这一公式进行了修正，其认为谣言杀伤力=（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

在此基础上，张国良教授把谣言公式进一步扩充为：流言速率=事件重要性×状况模糊性×技术先进性÷权威公信力÷公民判断力。其注意到媒介技术越发达，谣言（或未经证实的流言）的传播力也就越强，这也得以解释为何当下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谣言能够以一种更为快速且隐秘的方式进行传播。

通过上述谣言或者说流言的传播公式，我们可以发现，造谣者、传谣者和话题本身在谣言传播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当谣言一旦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心理，便会被当作正确信息而被大肆传播并“形成特定的话语空间”。

首先，从造谣的话题来看，在赵铭晨和他的同伙构筑的“淫乱世界”中，17名无辜的普通女大学生与“卖yin”、“约pao”等涉性话题相结合，使得谣言本身具有激极强的猎奇性和反差性，同时能够激起人们的窥私欲和道德审判欲。就像传谣者之一的麦韵在道歉信中写自己“被自以为的正义感冲昏了头脑”，正因为其自以为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所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同为女性的受害者加以二次伤害，以一己之力传谣覆盖数千人。

其次，从造谣的策略来看，合成的裸照、恶意ps的照片增强了谣言的可信度，与单纯的文字相比，图片和视频化内容更能让人产生视觉冲击并使人信服，同时这些被ps或经过马赛克处理的图片又是极具含糊性的，省略了大量细节，只留下了最容易吸引眼球的的内容，这就给了受众暧昧开放的想象空间，谣言也愈演愈烈。

最后，从传谣的受众来看，在该谣言事件中，谣言的受众以中山大学的学生为主，在接近性的层面上，该谣言与中山大学学生自身的利益关系较近，自然也会对其报以更大的“好奇”，而过剩的好奇和脑补代替了判断，到最后脑补与猜忌被快速输出到社交媒体平台，自以为是“吃瓜群众”，实则正在为谣言的传播添砖加瓦，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影响。

二、群体传播：谣言滋生的温床

此次中山大学造谣事件与其他公共谣言事件不同的是，该事件并没有被推向影响力更大的大众传播范畴，而主要以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的群体传播为主，但在特定语境中，群体传播的风险性往往较之大众传播更高。

有研究表明，网络谣言在传播结构上最大的变化是圈群化传播，网络谣言在一个圈子内部传播，会被信息桥结点（谣言搬运工）转发到其他圈子，出现了圈子之间的嵌套、连接进而会产生情绪共振和情感共鸣，在整个虚拟空间形成一种群体的压力，传谣的氛围至此形成。

群体传播

所谓群体传播，是群体进行的非制度化的、非中心化、缺乏管理主体的传播行为。传播的自发性、平等性、交互性，尤其是信源不确定性及由此引发的集合行为等是群体传播的主要特征。群体传播之所以活跃，正因为其传播主体的群体性——不被约束、自发、平等、匿名，而它的弱点，也恰恰在于它的传播主体是没有中心、没有管理主体的群体，群体的盲从性、群体的感染性可被利用。

与微博这一大众化的公共场域相比，微信这一相对私人化的场域封闭性更强，且缺乏把关人的作用，这就导致在微信平台上传播的谣言难以被及时监测和反馈，往往当意识到是谣言的时候传播范围早已失控。

而在信息跨圈扩散的过程中，信息与话语主体的距离越来越远，从一个人传一个群，从一个群传十个群，附着在信息背后的身份权威也层层消解，所以追溯谣言源头并不容易，等谣言自我净化消退更是难上加难。再加上微信传播的范围主要为中山大学的学生，传谣者很有可能就是受害者身边的“熟人”，这就使得造谣信息给当事者带来的伤害以及负面影响都是成倍增加的。

但是此时，已经陷入“群体性迷失”中的传谣者可能对这些伤害毫无察觉。作为主要传谣者之一的钟可立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自己“原以为是很长的传播链中不起眼的一个，没想到是第二手信息，谣言自他扩散而开。”

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其心理特点是冲动、易变和急躁，易受暗示，易于轻信，情绪夸张而单纯，也会出现偏执、专横、保守的倾向。”如果说对于个体而言，当意识到身边有同学被指控为“荡妇”、有院系被称为“鸡窝”时，可能会首先判断该事件的合理性，但对于群体而言，谣言开启的是一个共享的秘密世界，不仅能够共享秘密，还能提供新的饭后谈资，作为“社交货币”而存在。

尽管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也有同学对该事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在群体传播的情境下，少数人获取的信息以及那些质疑的声音被遮蔽了，沉默的螺旋得以进一步扩大。充当“权力中心”的赵铭晨等人利用了群体传播的规律以及少数群体的情绪启动效应，掌握了对原始信息的控制权和话语权，让最先接触谣言的群体对攻击目标充满敌意，如此一来谣言便驱逐了真相，甚嚣尘上。

少数群体启动效应

任何舆论操控首先就要控制信息，虽然随着互联网的发达，信息流通呈现秒传播的趋势，但网络谣言的数量和频度却不见减少，最主要的原因是造谣者和传谣者充分利用少数群体启动的效应，即不需要瞒天过海让大多数人信，而让一小撮人信，造谣者和传谣者就成功了。

三、结语：我们如何应对谣言？

“我不是没有做错，我是什么都没有做”，这是去年被污蔑“出轨快递小哥”的吴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似乎在后真相时代，毁掉一个人的成本变得越来越低，情感要素成为了谣言传播的基本动力，在谎言满天飞的时候，真相甚至来不及穿鞋。

哪怕在这17位女孩维权的过程中，社会中依然不乏恶意的声音——“你们是不是长得都漂亮”、“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清者自清”等等，这些指向女性的污名化言论暴露出的依旧是当前男性“凝视”目光下女性面临的“道德枷锁”。

但好在最后真相没有缺席，恶意的声音也是少数，17个女孩子用她们的勇气和毅力为我们还原了一切来龙去脉，在被狠狠伤害后依然坚定地维权，并始终怀抱善意。也许也正因为当事者这种理性的处理方式，整个辟谣过程并没有陷入情绪宣泄的漩涡中，来自大众的理性围观与发声也使得舆论发挥了其正面效应。

在谣言面前，努力提升自身媒介素养、始终保持思考的习惯与独立判断的能力，或许是我们避免被情绪裹挟、不被群体心理绑架的重要方式，也是这个后真相时代最需要的理性。

参考文献：

[1] 李彪,喻国明.“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条谣言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02):103-112+12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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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隋岩,李燕.从谣言、流言的扩散机制看传播的风险[J].新闻大学,2012(01):73-79.

[4] 周馨瑜.浅析微信朋友圈病毒式传播的特征及成因——以“罗尔事件”为例[J].西部学刊,2017(02):3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