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媒介融合专题下的一个重点内容，每年都是各大高校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潜在考点。不过前些年华科一直没有对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考察。这也跟华科新传考试内容不太追热点有关。

但随着这几年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相关研究越来越成体系，华科对其进行考查的几率也将有所提升，尤其是今年华科新闻学院有老师申报了关于县级融媒体的国家社科项目，23华科新传考生们对县级融媒体的相关知识也要重视起来了。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复习县级融媒体这一考点，爱宝特意为大家梳理了县级融媒体的相关知识点，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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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在改革开放后的数次媒体结构调整中，县级媒体都是裁撤的重点，但2003年的区县报裁剪有些矫枉过正，使得中国大众媒体发展严重脱离县区、社区空间，无法起到对社区群体的黏合功能以及助力社会共识达成、降低碎片化社会关系所导致的冲突摩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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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地位

无论在中国的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实践中，还是D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域一级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也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县一级的重要地位和重要功能决定了必须要重视县域融媒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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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环境

新媒体空间为不同主体、力量的交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也成为影响网络舆论健康表达的最大变量，同时也是现今语境下重要的信息集散地、舆论策源地和思想交锋主阵地，故而应该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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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背景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巨大变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象正在向互联网端迁徙，传统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经验、机制、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技术环境的要求，迫切需要拓展以技术为支撑的新的传播阵地。

根据《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county-level converged media center）是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

2018年在浙江长兴召开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将县级融媒体定位为“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2020年《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角色定位，强调要打造新型传播平台，提供专业性、针对性、亲民性强的媒体服务，拓展“广电+”政用、民用、商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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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舆论引导为核心的媒体平台

无论中央的顶层设计，还是具体的基层实践，县级融媒体的底色都应是“媒体”，是多种媒体形态融合而成的一套媒体实践体系。媒体属性是融媒体中心实现其他社会功能的基础和前提，其延伸价值都是伴随着这个基本职能而附带产生的或衍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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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为链接的政务平台

基于县级融媒体的实际情况，打造为县域基层群众的政务平台，不仅能拓展融媒体中心的职能，也能充分发挥资源、技术的优势，提升平台使用率，增强用户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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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赋“能”为宗旨的商务平台

县级融媒体中心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媒体等资源，实现资源要素的充分联合与流动，打造县域商务平台，助推县域小微企业、村民合作社、个体户抱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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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为目的的服务平台

“衣食住行”镶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的生活服务，是县级融媒体平台服务属性的重要体现。县级融媒体深入乡村社会之中，需要切实为基层群众提供便利的生活服务，做县域群众的“好帮手”。

总体来讲，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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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报业”的中央厨房模式

该模式主要以北京延庆区为代表。延庆区融媒体中心在人民日报媒体技术公司的技术支持下，建设了国内首家区县级“广电＋报业”模式的中央厨房，对内整合重构，将下属的播、视、报、网、端、微等传播资源整合成中央厨房，打造全媒体平台；对外资源连接，与中央和北京市属媒体、技术公司联合，借鉴先进融媒体经验，加速自身融媒体中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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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电为先导的移动传播矩阵模式

这一模式主要以邳州、玉门与项城等为代表。该模式均以县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广播电视台为融合原点，在此基础上嫁接报纸、网站与新媒体，以点带面，形成移动传播矩阵。邳州的融媒体中心建设是以广播电台为基础展开的，进而融合报、网、新媒体等传播资源，并在此基础上，依托邳州融媒体中心，向下属乡镇、企事业单位实施了“政企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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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县域传媒集团模式

这一模式主要以浙江长兴为代表。长兴融媒体中心通过多个部门单位整合组建，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县级传媒集团——长兴传媒集团，在融合策略上以移动端为优先战略，推出了短视频、VR等多种类型的融媒体产品；在技术创新上，利用直播、无人机等技术探索融合传播，并自主研发了“融媒眼”智慧系统等媒体融合软件；在人才培养上，启动“万物生长”等培训计划，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式；在产品创新上，长兴媒体还推出了“电视+电商”模式，同时“长兴帮”APP还提供了吃、喝、玩、乐、购等O2O服务、本地资讯服务和政务公共服务；在经营模式上，探索多元经营模式，开展以活动和视频为主的媒体类服务，如承接社会上纪录片、宣传片等视频制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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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天线”借力省级媒体云平台模式

这一模式是目前大多数县级融媒体建设选择的主要模式，也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荐的主要行业标准。该模式是由中央或省市级媒体建设“媒体云”，提供云制作、云汇聚、云转播和运营解决方案，帮助县级媒体打造县级融媒体中心。借助这些省级融媒体云的帮助，县级融媒体中心仅需花很小的代价就可以共享来自省级融媒体中心的公有云平台的各种资源，实现公有云平台与本地媒体资源的交叉融合，进而形成上下联通、纵向整合的现代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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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定位模糊不清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总体要求在于服务群众、引导群众，但在实践中，适应新兴媒介环境的“服务引导观”并未有效建立。

固守陈旧宣传思维使得信息“供给”与“需求”错位。传统媒体时代下对媒体动员与宣传效果的操作笃信使其忽视对受众、内容以及宣传效果三者关系的正确认识，造成多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产品“内容洋洋洒洒，浏览寥寥无几，效果凄凄惨惨”。

价值定位单一保守导致服务与引导功能割裂。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的是更精准地切中本地用户信息刚需，借服务来提升和加强与用户的联系，但就现实而言，大多数县级融媒体更强调自身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价值定位，其所提供的“服务”更多是停留在信息集成与查询功能上，“服务”的形式与内容缺乏广度、深度，无法对引导功能的实现有所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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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营上贪多求全、舍本逐末

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运营上，行政力量的介入推动了其硬件设施建设和产品丰富，但对短期成效的追求也相应弱化了对传播效果和用户基础的重视。对用户缺乏了解使得县级融媒体服务功能指向模糊、内容生产盲目，带来大量无效产出。在无法充分调动用户生产力的情况下，有限资源投入同产出、需求间的矛盾被放大，于是寻求行政资源干预式供养成为最“有效”的手段，进而导致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营陷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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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层认识不足，融合意识薄弱

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本地建设与发展的体系与制度设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宣传主管部门及其“一把手”，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决策层在建设思路和导向上表现相对薄弱。一是主观能动性不足，被上一级“云平台”设计好的总体线路牵着鼻子走；二是认识滞后，仍停留在“传统媒体+互联网”的思路上，仍是新瓶装旧酒，合而不融，使得新媒体部门成为本已冗余的机构中另一个“新的传统媒体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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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内容与用户互动，满足用户需求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用户主要集中于本县域内，故深耕本土特色资源，呈现本地故事是内容生产的重中之重。在讲好本地故事的同时，积极打造“新闻+”的开放性和社会性服务平台，为县域内的用户提供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服务，开拓多元化的场景应用，将更多本土资源吸纳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平台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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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县域内民众意见表达的平台

县级融媒体要打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民众表达意见和建议的畅通渠道，将自身建设成为县域内公共话题讨论的平台，把人民群众组织到这个平台讨论社区、村庄公共事务，增强其参与感、认同感和合作能力，真正成为“主流舆论阵地、社区信息枢纽”，将自身镶嵌到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的系统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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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机制体制藩篱，完善人才队伍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真正做到“融合”，需要改变旧有的科层制管理体系，完善组织管理、人员管理制度，以岗位管理代替旧有身份管理，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通过合理的薪资考核制度留住人才，通过组织交流学习、与高校合作等多种方式提高融媒体中心人员专业素质，打造一支本领过硬的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1]叶明睿,吴昊.重生之困：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的逻辑断点、行动壁垒与再路径化[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04):9-14.

[2]蔡绍硕,杨晓方.加快地市级融媒体建设 打造综合性服务平台——以恩施州融媒体平台建设为例[J].出版广角,2020(11):74-76.

[3]李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模式、关键环节与路径选择[J].编辑之友,2019(03):44-49.

[4]何志武,陈天明.乡村社会治理视域下县级融媒体的服务加冕与行动框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11):141-147.

[5]朱春阳.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验坐标、发展机遇与路径创新[J].新闻界,2018(09):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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